从文学到文化的研究
2019-02-22 字体显示:
   刘登翰陈耕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陈耕:刘老师,您好!大家都知道,您的身份是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您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您后来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两岸文化关系和闽南文化研究上。2016年福建社科院等单位为您举办“刘登翰学术志业六十年研讨会”,把主题确定为“跨域与越界”,这也是您对自己一甲子学术人生的概括。无疑,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是您一次成功的华丽转身。请问,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学术选择?
  刘登翰:文化和文学本来就很难分开。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讲,1980年回归学术岗位后,最初做的是当代新诗研究,但很快就感到福建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位置偏于中心之外,做当代文学研究有点“隔”。那时台湾问题是个热点,许多学术单位、大学和相关部门都设立了专门机构开展研究,我所在的单位也不例外,虽然重点在台湾政治和台湾经济,文化和文学都只沾一点边,属于边缘学科,我还是决定选择台湾文学作为我此后研究的方向。一方面是疏离学术环境太久(从1961一1980),没有任何研究基础和学术积累;而此时台湾文学研究刚刚起步,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相对压力小一点;另一方面自以为作为厦门人,做台湾文学研究会有一定的语言(闽南方言)和文化的优势。其实不然,台湾疏隔大陆从甲午割据算起,迄今已过百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发生许多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变化。研究台湾文学,隔岸相望,而不能亲灸那片土地,这是一种更大的“隔”,不仅是地缘的“隔”,还有文化的“隔”,政治和社会的“隔”。
  陈耕:我记得您在1993年为我那本《台湾文化概述》写的《序》就提出:“近十多年来大陆对于台湾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社会而及历史、文学、艺术及其他,几乎发展成为一门包容广泛、分支齐全的‘台湾学’。在我们取得的众多研究成果中,我不免有时也会有某种遗憾。我们习惯于从社会的外部因素来考察研究对象,这些显在的外部因素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事物的存在态和发展态却同时又有着它潜在的内隐因素,起着绝不亚于外在因素的作用。这种有时候过于拘泥于就事论事的外部研究,常使我感到缺乏对事物深层底蕴的内视力和穿透力。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与我们对台湾社会的文化底蕴了解不透、研究不深不无关系。近些年有些学者意识到这点,转向对台湾文化的研究。”这正是您转向台湾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因吧。
  刘登翰:当时我对“内”“外”的认识,是把文化视为是对政治、经济、乃至文学具有一种巨大影响力的内在因素;与今天我们文论中所说的文学内部形式研究和外部环境研究有所不同。台湾自甲午以后处于日本割据的殖民统治五十年,又与“二战”胜利后不久在撤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大陆疏隔对峙半个多世纪,不管来自东方或西方怎样的压力和诱惑,台湾都未曾也不可能从祖国分离出去。是什么力量把台湾和祖国联结在一起?不是政治的力量——当时两岸政治是对立的;也不是经济的力量——当时两岸经济是隔绝的;唯有文化的力量,是维系两岸民众心灵相通的精神纽带,也是抵御来自内外的分裂势力最有力的保证。这是为历史所曾证明并还将继续坚守下去的,研究台湾政治、经济,怎能不关注文化巨大的潜在力量和深刻影响!
  陈耕:对于某些具体的台湾问题研究,我们常常会存在一种单一的视野,就事论事,这也是一种短视。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让我们必须立体、多元地去认识和分析。您所提出的研究台湾政治、经济,必须同时研究它背后的文化因素,推及文学,想必也应如是?
  刘登翰:是的。如果说台湾的传统文学是以因风漂落台湾的沈光文和明郑一代文人为发端,其所直接秉承的中华文化精神和以诗文为主要形态的传统文学模式。那么甲午以后台湾出现的历史曲折,发生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它一方面仍然接续中华文化传统和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则又必须面对越演越烈的殖民统治的现实,甚至被迫摒弃汉语的母语写作。这一切构成了台湾文学在日据时期生成和发展的与大陆不尽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抗战胜利以后,台湾回归祖国,只短暂几年,又由于国内政局的变化,败退的国民政府撤迁台湾,开始了台湾与祖国大陆长达数十年的对峙和疏隔。夹裹在政治涡旋中抵台的大批大陆文化人,成为这一时期台湾文坛构成的主体和主导。当局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和一部分作家对当局文学政策的反控制,推动了一波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发展到极致,导致某些文学出现背弃传统和脱离现实的西化倾向;台湾回归初期因语言障碍和政治原因处于沉寂边缘的本省籍作家,在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中,重新崛起,其一部分论争的参与者,由“乡土文学”而“本土文学”而出现具有强烈分离倾向的“本土”论述和“台独”论述……这一切曲折进程的背后,哪一次波折不牵连着台湾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正是出于对台湾文学全局观察和思考的需要,我才走向对台湾历史、社会、文化和族群的了解。这是我后来转向台湾文化研究的背景和动因。
  陈耕:是否可以这样说,了解台湾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是您研究台湾文学的背景、基础和起点?
  刘登翰:是的。近代以来,台湾特殊的历史遭遇,使其被迫地逸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形成了台湾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研究台湾政治、经济,不能无视文化的潜在影响;研究文学,更必须了解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产生的影响。文化既是台湾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是影响台湾文学性格和形态形成的内在因素。特别是对台湾文学做整体的观察与思考,尤须如此。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开始确立台湾文学的研究方向,但最初几年,一直不大敢写文章;偶尔因为需要写一点东西,也提心吊胆、瞻前顾后,生怕写下的文字经不起事实和时间的检验。那时的台湾文学研究,由于资料欠缺等多方面原因,存在一种我戏称为“瞎子摸象”式的研究,你能接触到怎样的资料,就写怎样的文章。摸到“大腿”就说是柱子,摸到“肚子”就说是堵墙。对于学术而言,不了解全局就无以认识局部;这个“全局”不仅是文学的全局,还是历史、社会、文化的全局。正是出于对台湾文学全局观察和思考的需要,我必须了解台湾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族群,这为我后来转向两岸文化关系研究打下基础。
  二、关于闽台文化关系研究
  陈耕:从文学到文化,您的关注很早。但真正体现出这种转向,似乎要等到2000年您主编的“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陆续出版。这是为什么?
  刘登翰:一个文学研究者要转向文化研究,除了个人的因素外,有时还须等待一种机缘。1998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计划组织撰写一套“闽台民俗丛书”,邀请了几位专家征求意见,我也在受邀之列。讨论中我提出,与其单一撰写两岸民俗文化,不如把视野放大一点,撰写一套全面研究两岸文化亲缘关系的大型丛书。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呼应和当时主持文教编辑室工作的林彬主任(现为福建省出版集团副总编)的支持,并邀请我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我同时提请福建师大历史系的林国平博士担任副主编。出版社放手让我们自主决定选题,邀请作者,组织撰写班子。经过几次商量,确定了丛书的出版宗旨和撰写原则。后来我在“丛书”的出版《前言》中说:“丛书既名‘闽台文化关系研究’,顾名思义,是以文化为讨论对象,以关系为切入点,在闽台的背后,涵盖的其实是两岸,所涉及的也不单纯是文化问题。它是以闽台为中心,以文化为重点,来论析两岸关系的一套系列性的研究论著。”最初商定,这套丛书包括十二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都写成一部专著,从闽台先民文化开始,涉及族群、方言、教育、习俗、民间信仰、文学、戏曲、建筑、民歌等。它们的作者,都是省内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著名学者,包括你所承担的《闽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由于毎个专题讨论的都是一个具体的文化事项,需要有一个总体的论述作为整套丛书的导论。这个任务落在我的头上,这就是后来完成的《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文化关系论纲》(200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时,删去了副标题)。撰写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原订的十二个子课题完成十一个;2004年,我在福建省社科院的海峡文化研究中心,又主编了丛书的第二辑共六种,亦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两辑丛书共十七种,超过五百万字,是迄今对于以闽台为中心研究两岸文化关系,较早出版的最具规模、也最具影响力的一套学术论著。
  陈耕:福建面对台湾海峡的地理位置,早期渡海入台的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尤其是闽南,所以对以闽台为中心来研究两岸文化,具有优势。从1980年代开始就成为闽籍文化学者关注的中心。不过由于受西方分科治学理念和学科体系的影响,所谓的闽台文化研究,基本上是就各人所专长的学科,分门别类进行单一的文化事项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方言、民俗、民间信仰、民间文学和民间戏曲、艺术等方面,缺少整体视野下的总体性研究。改变这种分散状况的是两岸的形势发展,尤其是台湾分离主义势力企图把台湾的本土文化(亦即闽南文化在台湾的传延),从整个中华文化及其在闽南的地域形态——闽南文化中割裂出去,作为“台独”的文化基础,这引起了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持续的关注。最早是1989年,以萧克同志为会长的全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来到厦门举办“首届闽台文化研讨会”。会议第一次把闽台文化做为中心论题,集合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专家,从两岸的文化个案到文化总体进行讨论,不仅集中展示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也提出许多具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问题,有待深入展开。您主编的“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是闽籍文化学者呼应这次研讨会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两岸文化研究的深入,也加深了两岸人民相互的了解。
  刘登翰:这套丛书出版不久,恰好福建省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举办20年所庆,邀请来自全国数十位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福建人民出版在会议期间举行“丛书”的首发式和赠书仪式。座谈会上许多专家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特别对“丛书”的学术性和系统性,认为是当下两岸问题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有很大现实意义。2003年,台湾有一个代表团来福建省社科院访问,其中包括有官方身份的人物,也有经济、文化方面的学者,我把《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文化关系论纲》送给他们,也受到他们的肯定和欢迎。座谈会上有人边引读书中的文字边发言,说现在台湾急需这样的著作。当时“丛书”尚未出全,就有人要求订购。
  陈耕: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我切身感受到您为组织这套丛书所付出的辛劳,由衷的感激和敬佩。我在阅读您这本导论式的《论纲》时,常常感到它的论述的角度、依凭的理论和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使这些不少学者都曾涉及过的论题,在您的论述中充满新意和理论深度。您是怎样做到的?
  刘登翰:在撰写这本《论纲》时,我考虑如何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历史地、多元和立体地把闽台复杂的地缘关系、历史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族群关系和文化关系等等,以及它们之间互相的牵连,阐述清楚。历史学当然是诠释闽台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但我从移民学、方言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等也得到不少启发。让我受益最多的是文化地理学,它成为我分析和诠释闽台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我的许多观念和论述方法,比如移民和社会建构、移民和文化传播、文化区的形成、文化区的划分、形式文化区和功能文化区、社会文化景观等等,都来自于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或受其理论启迪引申而来。1989年在厦门举行的那届闽台文化研讨会,曾经有过一场学术论争,即福建和台湾是否属于一个共同文化区?肯定者从历史论述,台湾文化源自于闽南文化,又共属于中华文化的下位,当然同属一个文化区;反对者认为闽台今天已疏离一百多年,不属于同一个管辖体制,现实政治、经济差异甚至对立,怎能同属一个文化区?直至会议结束著名学者戴逸进行学术总结时,仍表示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歩讨论。其实从文化地理学关于形式文化区和功能文化区的区分,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学术论争需要有共同的理论前提,否则就如“聋子的对话”,无法沟通。这是运用多学科理论进行交叉论述时,必须注意的。
  陈耕:您在这套丛书的《导论》中高屋建瓴提出的许多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使这本书充满了思想的魅力。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记得孙绍振老师曾这样评价:“在当前,地域文化研究是门显学。不过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要么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历史,要么是地域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方言、民间习俗、民间信仰、民间戏曲、民间工艺、民间美术等。登翰主持过一套总计17本,约500万字的大型《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每册一个主题,林林总总,就包括了上述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这两个方面。但登翰所写的作为“丛书”导论的《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文化关系论纲》,其着力点不在于讲述历史、介绍背景,而在于透过对历史背景的现象描述,揭示中华文化如何走向海洋的意义和价值,从理论上建立对闽台文化的认识体系和阐释框架。他借鉴文化地理学的视野和方法,发现了传统的文化地理学对文化区域划分的缺陷,即只重视“地域”而忽略了“海域”,而“海域”的观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滨海大国,具有重大意义。福建和台湾恰恰处于台湾海峡这一黄金水道的两侧,历史上由中原经福建再度移民台湾,方言、习俗、信仰的传承性和相似性,使闽台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区。从文化传播的路径看,其特征不是相邻地域的扩展传播,而是面对海峡的跨海传播。为此他提出了“海峡文化”和“海峡文化区”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对闽台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命名。这样的概括把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统一和转化当做主导,突出海峡的特殊性,正面指出闽台作为具有移民播迁的文化积淀的特色,肯定了中华文化的内陆性性质在走向大海过程中对海洋文化精神的涵化。他在此基础上提出“海口性”文化的范畴(“海口性”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精神的概括),并且在阐释中衍生出系统的、有机的概念谱系,而这正是学科建构、提升的标志。”这些概念的提出甚至超越了文化学术界。后来福建提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就隐约可以看出“海峡文化区”概念的影响。
  刘登翰:这本小书有一条脉络,从闽台关系的历史渊源谈起,古地理中的地缘关系,考古学和人类学发现的亲缘关系、古文献记载中的史缘关系和神话传说佐证的文缘关系,把时间推向很早只为说明我们常常说两岸“自古”以来的“古”,究竟有多古?接着讨论中原移民南入福建而至闽南,和闽南移民二度迁徙东渡台湾;随着移民而来的中原文化的南渐和东延,带来两岸社会的同质性建构及其所形成的共同文化区和文化景观。这些都是背景,吸收了许多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我的目的并不在于介绍这段人所共知的历史,而是换个角度——文化的角度来重塑这段历史。在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和社会心理。历史著作是不谈文化心理的,地理著作更不必,唯有文化著作,必须从某些外在的地理特征,来探索它可能影响这一地域文化发展的因素,从历史曲折的进程进入人的文化心理。这是我写这本书的重点,也是我观察和思考的初步收获。我把它集中在本书的第六章、笫七章,后来又改写成专题论文《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和《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单独发表。在地域特征里,我提出四个方面:
  1、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过渡:多元交汇的“海口型”文化;
  2、从蛮荒之地到理学之乡的建构:“远儒”与“崇儒”的文化辩证;
  3、从边陲海禁到门户开放的反复:商贸文化对农耕文明的冲击;
  4、从殖民屈辱到民族精神的高扬:历史印记的两种可能。
  在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中,也提出五点认识:
  1、祖根意识与本土认同:移民文化心理的投射;
  2、拼搏开拓与冒险犯难:移民拓殖性格的两面;
  3、族群观念与帮会意识:移民社会组合方式的心理影响;
  4、边缘心态与“孤儿”意识:自卑与自尊的心理敏感;
  5、步中原之后与领风气之先。
  这里的每个问题,展开了都是一篇大文章。
  陈耕:这两章虽然说的是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和社会心理,但实际上把闽台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都概括进去了。问题抓得准,更难得的是深入到心理分析中去,论述中充满辩证思维。所以当您把它整理成单篇论文发表,反响很好。比如您在地域特征中谈及的“海口型”文化,就贴切而具有新意,是个原创性的概念。
  刘登翰:闽台文化究竟是海洋文化还是大陆文化?过去争论很多。这两个概念都来自黒格尔的《历史哲学》,但黑格尔的政治倾向,使他对于世界文化的分类也明显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偏见。我认为不必硬性套用黑格尔关于海洋文化(蓝色文明)和大陆文化(黄色文明)的概念和价值判断,应从文化本体出发实事求是地来认识闽台文化的性质。“海口”这个概念来自地理学,它通常指的是内陆河流与大海交汇的地方,在这块由内陆河流冲积而成的三角洲,泥沙俱下,鱼龙混聚,往往土地最为肥沃,物种最为繁富,人口最为稠密,经济也最为发达。这正是闽台所处的地理位置。从地理学的概念转为文化社会学的概念,“海口型”文化或文化的“海口性”,可以确切地用来描述闽台文化从内陆走向大海的特征。我在书中做了一些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陈耕:您后来又提出一个“海峡文化”的概念,这是为什么?这个概念和您之前提出的“海口型”文化有没有关系?
  刘登翰:在讨论闽台区域文化时,我常有一种遗憾,在中国区域文化划分和区域文化研究中,只有“地域”的观念,缺乏“海域”的观念。而中国是个拥有广大海域的国家,中华文明最初发端于黄河流域中游,之后才逐渐向自然条件更好即更适宜耕种的中下游延伸。自商周历经秦汉、唐宋,二千余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沿着黄河这一轴心在“长安——洛阳——开封”作东西方向的移动。直到南宋,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才向南迁移,而江南经济的崛起和文化的发展,也成为此后政权的支柱。因此,中华文化从整体上说,是由内陆走向海洋。海域的概念,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海峡是海域的重要组成部份。在自然地理学里,海峡是指两块陆地之间连接两片海域的狭长通道。全世界有一千多条海峡,但适合航行成为人类频繁交往的,仅四十多条;而介于福建和台湾之间沟通东海和南海、纵贯我国南北的台湾海峡,就是其中之一。闽台社会由这条黄金水道构建成一个共同文化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也由这条黄金水道走向更远的世界。研究闽台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不能无视这道海峡。因此2007年我在《论海峡文化》一文中,认为对“海峡文化”这个概念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提出了“台湾海峡文化区”的概念,并认为它是历史形成的一个稳定的文化结构,以求更确切地强调闽台文化的海洋特征,呼应之前提出的闽台文化的“海口性”。只是这个概念因与闽台文化概念重叠,并未被大家都接受,但我仍然坚信它的意义。2014年我编选历年有关两岸文化的论文集时,便特意把书名叫做《海峡文化论集》。
  陈耕:撰写《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时,正是“台独”文化理论成形和猖獗之时,您在本书的正面论述之后,增加了一章:《“台独”分裂主义文化理论批判》,分别从《“驳“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驳“台湾话不是中国话”》《驳“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驳“台湾历史不是中国历史”》四个方面,对“台独”论调进行挖根掘底的批判,具有很强说服力,也增强了这本书的现实意义。
  刘登翰:这四个论题是“台独”文化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其他的观念都是从这里派生出去的。“台独”文化理论有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它作为“台独”的文化前提和理论基础,推动了“台独”的实践;随着陈水扁、蔡英文登台执政,“台独”文化理论便从舆论造势走向政策实施,成为“台独”的行动纲领和政策指南,并且愈演愈烈,愈显出问题的严重性。
  三、关于闽南文化研究
  陈耕:你从闽台文化关系研究转入闽南文化研究,应该是顺理成章。顾名思义,闽台文化关系研究的一个方面是“闽”(福建),特别是闽南。闽南移民是台湾社会人口的主体,中华文化也是以其在闽南的地域形态,伴随闽南移民的脚步传入台湾,成为台湾社会建构的文化基础之一。从两岸文化来看闽南文化,不仅给您提供了前期的研究基础,也成为您研究的一个特色。
  刘登翰:是的,有这份学术准备很重要;还有另一方面,那时我己渐近退休,由于主持《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的撰写,与家乡闽南的交往多了起来,相关的学术会议常会邀请我出席。如你主持的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每次活动,都给我发邀请,出席会议总要讲点什么,无形中也引起了我对闽南文化研究的兴趣。
  陈耕:记得1999年,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牵头在福州主办的一届较大规模的闽南文化研讨会,邀请了不少两岸著名学者出席。会议确定两位主题发言人,一位是台湾“中研院”的著名学者李亦园,另一位就是您,是从提交的数十篇论文中挑选出来的,说明当时您关于闽南文化的研究已受到重视。
  刘登翰:我不善于表达,尤其要把一篇一万多字的学术论文在十几分钟里讲得通俗又扼要,所以发言的效果并不好。不过这是我进入闽南文化研究后比较认真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论闽南文化——关于性质、类型、形态、特征的几点辩识》,从宏观角度讨论了闽南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其中,有些论述延续了我在《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中的观点,并有所发挥。在作为讨论前提的几点认识中,我提出:“闽南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闽南文化是漫长历史形成的”、“闽南文化是一种本土性文化”、“闽南文化是以地理概念冠名的文化概念”等,这些虽是大家文章中多次论述过的问题,但如不作为共识,就无法进入更深的讨论。其中说“闽南文化是以地理概念冠名的文化概念”,说法比较新,其实回答的问题还是老的。地理概念是相对固定的,闽南就是闽南;而文化概念是可以跨越的,闽南文化不仅是“闽南的文化”,它伴随着闽南移民的迁徙,已经跨出了闽南,不仅进入台湾,而且走向世界。
  陈耕:这是一篇带有概论性质的文章,提出了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些基础性概念。闽南文化研究曾经存在一个问题,偏向于对具体文化事项的单一研究,就事论事,缺乏总体视野的概括和分析。您这篇文章是对于闽南文化的整体研究,提出了一些概括性很强的概念,给闽南文化研究很多启发。
  刘登翰: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是一个互补的辩证关系。微观研究要在宏观的视野和格局下进行;同样,宏观研究也必须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只有这样才能进入真正的学术境界。检省自己,我的不足恰恰是在微观方面,这是我必须学习和弥补的。
  陈耕:您虽然较少做闽南文化微观的研究,但作为闽南人,生于斯,长于斯,对闽南文化各种文象您都有切身的了解和体会。您做宏观研究,是有底气的。您这篇文章论及闽南文化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其中我尤感兴趣的是你在“关于闽南文化的形态”一节中谈及的雅文化和俗文化。这个问题有过争论,闽南文化的主体究竟是俗文化还是雅文化?闽南文化要不要包括雅文化?
  刘登翰:讨论这个问题先要给俗文化和雅文化一个定义。所谓俗文化(或称俗民文化)是以俗民(庶民)为载体和形象,建立在他们的生活传统、信仰传统、社区组织传统和经验传统基础之上的,比较朴素、粗糙,因而带有一定自发性、原生性、非理性和传承性的那一部分文化现象。这是一种带有很大民间性的常俗文化,是体现地域文化特征和个性的主要代表。闽南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形成于随中原移民南徙福建而至闽南的俗民社会,是中华文化在闽南的一种地域形态。闽南文化的主体形象应该是俗民文化。而雅文化(精英文化,我习惯称为“士人文化”,以和“俗民文化”对应)是以士人(俗民中知识分子和进入上层的“士”)为载体和形象所代表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对前人实践和经验(包括俗民的实践和经验)进行整理概括、扬弃提升,从而成为系统比较完整、逻辑比较严密、比较富于理性色彩的知识谱系和社会意识形态。相对于俗民文化的下层性和民间性,士人文化有着较浓厚的上层色彩和官方色彩。一方面士人文化既源自于俗民文化,是对庶民生活实践和经验的扬弃提升;另方面又对俗民文化起着制约、规范和改造的作用。二者既互相渗透,又互相排斥。其所形成的正是文化结构中官方与民间、上层与底层、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以这样的认识来看闽南文化,首先它是广大移民与“身”俱来的一种俗民文化;但从文化的构成上看,闽南文化应该全面包括俗民文化和士人文化两个层面。俗民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以移民自身为载体的最普遍、也最基础性的文化因素;而在闽南社会的发展中,特别是它从边缘向中心靠拢的文治化(中原化)过程,士人文化发挥着极大的主导作用。前者体现出闽南文化作为中原移民社会原生性的特殊色彩和文化个性,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中华文化深遂的整合力和共性色彩。
  陈耕:这也就是为什么俗民文化在两岸民众中,能有最深厚的基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岸尚处于严峻对峙时期,正是俗民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民间信仰文化和家族文化,最先冲破政治樊篱,推动了两岸“三通”和文化交流的实现。
  刘登翰:民间文化的民间交流,这是最具民意基础的交流。所谓寄希望于人民,其深意在此。在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俗民文化应当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陈耕:2013年,在厦门和漳州分别举行了两次闽南文化研究座谈会,没有论题,也无须准备论文,只对闽南文化研究现状发表意见。与会者都是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二十余人,畅所欲言。规模小,会期短(一天),效果却很好,对当时陷入瓶颈的闽南文化研究,具有转折意义。这两次会议您都参加了,会后您将自己的发言整理成文,提出了闽南文化的世界性和当代性等问题,引起闽南文化研究者和关注闽南文化的朋友的兴趣和思考。翌年在澳门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闽南文化节”的学术研讨会上,您以此论题做了主题发言。您是否可以详细谈谈您的这些思考是怎样产生的?
  刘登翰:这篇后来发表在《东南学术》的文章叫《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当时大家都在谈闽南文化的这个性、那个性,我想从文化的结构关系来归纳这些“性”。因为无论是文化的哪个“性”,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是研究者对现象的概括和提升。你看到这一方面,就说这个性,他看到另一方面,就说那个性。其实事物不同侧面所呈现出来的“性”,都有严密的逻辑关系,这就是文化结构。比如说你肯定闽南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而且不是同一个时期的移民,至少从晋到宋,八百年间都存在中原移民持续的南迁。不同时期的中原移民,带着他们共同的文化积淀,也带着他们各自时代的文化创造,如地质学所说的文化层那样,累积在闽南,这是闽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原文化进入闽南,并不就此停滞,成为历史的化石;中原文化进入闽南的滨海环境,接受闽南本土文化(闽越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中原文化传入闽南的新的形态。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闽南文化的历史性同时,还必须关注它的当下发展。历史性和当代性是闽南文化研究辩证的两面,而当代性却常常为人所忽略。以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所有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从当代看历史和历史如何进入当代,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研究闽南文化不能不关注它的当代价值和当代发展。其他的问题也一样,如文章中提出的本土性和世界性,大陆性和海洋性,雅文化和俗文化、文象和文脉等等,都是一种辩证对应的关系。唯最后一点,过程性研究和结构性研究,是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也是针对我们以往较多关注过程性的历史研究,比较忽视各种文化事项之间的结构性研究而提出的。
  陈耕:闽南文化研究的当代发展,也需要有当代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2016年我在《地方学、区域文化学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西方分科治学方法与中国文史哲不分的综合系统的治学方法,这个想法其实从我们合作的《论文化生态保护》(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就已提出,在该书第二章第二节“文化结构”中,就有论述。只是您在此文中把“过程性研究”和“结构性研究”作为一对矛盾重新提出,并做了较详细的解释。
  刘登翰:我们在《论文化生态保护》那本书中作过这样的界定:“结构性研究使我们从空间的视角来剖析文化的各个构成要素,以及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过程性研究则是我们从时间的视角来审视文化在历时性过程中的发展变迁,及影响这种变化的因素。”无论过程性研究还是结构性研究,都需要你说的综合系统的治学方法。方法论问题一直不受重视,这是我们的文化研究往往滞步不前的原因之一。西方的文化研究常常会使我们有耳目一新之感,很大原因就得益于他们研究方法的新颖、突破。
  陈耕:综合系统的研究方法,在闽南文化的当代性研究中,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思路?
  刘登翰:过去有人说,西方哲学重分析,东方哲学重综合。其实分析和综合是一对矛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或缺。中国传统医学的辩证施治,就包括了分析中有综合。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多元性,使你对文化的当代性研究,也必须有具体分析和系统综合相结合的观念和手段。我在文章最后一节谈结构性研究和过程性研究,也是想从方法论上回应前面的问题。结构和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分析和综合,是我们认识事物复杂和多元的手段。
  陈耕:您在这篇文章的引言中提出,“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历史是实证的,文化是诠释的。历史通过实证,证明它的存在,而文化通过诠释,完成一种建构;当然,文化的建构也必须有实证作为基础和背景。这只是就其研究方法的不同而言。不过西方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所谓‘真实’的历史并不存在,所有历史都是历史研究者眼中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一种建构。中国历史以帝王为中心,从三皇五帝开篇,秦汉晋唐,宋元明清,一路数下来。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这个诠释系统就是建构。历史的建构,也是一种文化。”我非常赞同您这个论断,今天的文化,必须站在今天的角度来思考。但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历史上我们的先人是怎样建构我们的文化的。许多文化的经典,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注释。所有的注释,就是注释者站在他的“当下”立场的注释。以现代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诠释,赋予传统以当代的生命。我觉得,这是闽南文化当代性研究一个重要的课题。
  刘登翰:我对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区分,可能还不够严密和准确,对此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这个问题有现实意义。闽南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学者最先开拓的,文化学者较后才介入。偏重于闽南文化的历史性研究,这是难免的。在重视历史性研究同时,更多关注闽南文化的当代性研究,我以为十分重要和必要。
  陈耕:在您提出的闽南文化的几重关系中,我以为当代性和世界性这两个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两次座谈会,也以这两个问题获得最多的响应;在近几年的各种研讨会上,不少以它为讨论中心。
  刘登翰:文化是历史形成的,但文化又是随历史的发展与时俱进。因此,讨论文化的当代性,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是历史怎样进入当代,体现它的当代价值和作用,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积极的文化因素;二是当代社会的发展,怎样在历史的研究基础上变革和创新。我在《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的四个方面:一、现代生活的发展,带来文化的变异和创新。典型的例子如闽南人对海洋的开发,由浅滩到深海,走出以海为田的农耕模式,通商异域,发展经贸,深化了固有海洋精神。生存空间的扩大和生存方式改变,创造了具有海洋性格的新的文化风尚和文化形态,值得我们重新认识。二、现代科技的发展,为闽南文化注入新的鼎革动力。即使是具有悠长传统的诸如惠安石文化、德化瓷文化、安溪茶文化等,现代科技的介入带来的邅变,赋与了这些传统项目以新的形态和生命。三、人口的流动和变迁。今日闽南不仅是海外移民的主要移出地,还是国内移民的重要移居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闽南——特别是厦门和泉州,已成为一个移民城市。内外人口的频繁流动,带来了不同文化(包括国外的异质文化和国内的异地文化)的混杂、冲突和融合。文化的多元性和混合性,越来越成为闽南文化的当代特征之一。四、历史文化的现代转换,使传统文化成为活态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这些看法虽然粗浅,仍可参考。
  陈耕:记得您曾经提出,研究闽南文化的当代性,应该要像研究历史那样重视田野调查。历史形成的闽南文化究竟怎样进入我们的当代生活,那些已成为历史遗产,那些被重新激活,成为当代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包括您上面提出的那四个问题,我们都只凭感觉而缺乏数据,缺乏大量的田野实证。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重视闽南文化的当代性研究,要从这里做起。
  刘登翰:再说闽南文化的世界性。这个问题是由闽南的海外移民延伸而来的。闽南人本来是中原南来的移民,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完成了从移民到定居的转化,成为闽南新的原住民。到十八、九世纪以后,其中部份又开始了二度迁徙,首向目标是东渡台湾,构成后来台湾社会的人口主体;其同时还越洋进入东南亚乃至更加远的异邦。据统计今日闽南人,在闽南本土只有1500万人,台湾约1700万人,而散布在世界各地(以东南亚最多)则高达2000万人左右(包括侨生异邦的后裔)。人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媒介,闽南文化也伴随闽南人的身影,散播在全球。闽南文化的世界性命题,由此而来。不过应注意的是,我们讲闽南文化的世界性,只是承认闽南文化的世界性存在,并不认为闽南文化就是一种世界各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它走出了闽南地域,但并未走出闽南人的圈子,是走向世界的闽南人保存自己族群记忆、凝聚自己族群力量的一种文化坚守。
  陈耕: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沿线国家,与18世纪以来来闽南人“下南洋”的移民路线,都有许多重叠之处。走向大海的闽南移民和闽南文化的世界性存在,对今日重兴海丝之路,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登翰:“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个经济命题:“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然而所有的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还是文化的创造物。因而,人是文化的最大载体和媒介。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经济交往,都是人的交往,其实质也是一种文化的交往。“一带一路”的经济命题,必然要向文化命题延伸,这是为无数历史所证明了的。经济交往的结果,更长远留下的是文化。汉唐拓展的陆上丝绸之路,几经中断乃至终止,但伴之而来的西域文化、西方文化,却融入中华文明长留至今;阿拉伯商人东来贸易,带走的不仅是丝绸、茶和瓷器,还有当时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对于中东和欧洲的影响,至今璀灿仍在。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文化有更悠长的生命力。闽南人谋生、创业南洋,他们是来自民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初开拓者和先行者之一,同时也把闽南文化留在了那块灼热的土地。对于今日主要由官方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兴,他们的开拓之功不可磨灭,他们播在海丝路上的闽南文化——中华文化的闽南地域形态,将成为今日海丝创业的后来者融入当地和创造新绩良好的铺垫。
  陈耕:闽南文化在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留有久远的影响,又有成千上万闽南籍华侨华裔在那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相信如果善用闽南文化,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具有不可估量的正能量,也是闽南文化在新时代大倡议有可为的广阔空间。这既是闽南文化的当代性课题,也是闽南文化的世界性课题,值得我们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认真思考。
  刘登翰: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闽南文化对于两岸交流大有文章可做。对于重振21世纪海丝之路,也应该有所作为。
  陈耕: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2015年我们一起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参加海丝文化论坛,接触到了那里的峇峇、娘惹文化。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融合与再生的现象。闽南文化和马来文化在他们身上和谐地同生共荣。这种现象是否也可视为是闽南文化世界性的一种体现?
  刘登翰:所谓峇峇(男)与娘惹(女),是15世纪郑和西行船队途经满剌加(马六甲)、室利佛十国(新加坡)、满者伯夷国(印尼)留下的中国男子,与当地女子通婚的后代。后来移民而来的汉族男子,与当地女子通婚的后裔,也被称为峇峇和娘惹,其中主要是闽南籍。他们不会讲中国话,讲的是闽南话混杂大量马来话的一种特殊方言;在日常生活上穿纱笼、吃手抓饭;但在精神上保留中华文化传统的重孝道、序长幼、男主外、女主内,按照闽南人的习俗拜天公、敬土地,按照闽南的仪式行婚礼。他们最初被视为“土著”,后来称为“土生华人”或“侨生华人”,是跨国度、跨文化、跨血缘、跨族群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记得我们在马六甲曾参观过一座由百年前华人民居改建的“娘惹博物馆”,从建筑外观看略带南洋风,但室内所有的陈设、装饰、物件等等,都保留着十分鲜明的中华传统和闽南风格。峇峇与娘惹,是典型的人种与文化两重融合的现象,引起包括人类学者在内的广大文化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它也说明,所谓“海丝文化”,不是单一国家、单一民族的单一文化,而是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在经济交往中互鉴互融形成的一种“混杂”的文化。这个现象带有普遍性,闽南文化在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无论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还是菲律宾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文化“混杂”现象,娘惹文化只是典型的一例。闽南文化的世界性存在,是催生海丝“混杂”型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它当然也应当成为闽南文化世界性研究的一个方面。
  四、关于文化生态保护研究
  陈耕:2007年3月,文化部在厦门召开第一次文化生态保护工作会议,在这个有国务院有关领导出席的会上,正式提出将在闽南建立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此后又分别在泉州和漳州召开会议,组织专家进行一系列调研讨论,6月即在北京正式授牌。这些前期的调研准备,您都参加了。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中国的一个创举,也是世界第一个以“区域”的概念对文化和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创新。它作为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创新的延伸课题,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当时您提岀合作撰写一本小册子,来探索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些基本问题,即后来我们出版的《论文化生态保护——以厦门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中心》,是出于什么原因?
  刘登翰:确实,对我而言,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个全新的课题。国内此时相关的理论著述,也几乎空白。正因为如此,才深深吸引了我。它从文化延及环境,提出文化生态保护的概念,从点(文化遗产的具体项目)的保护,延伸到“区”的三维空间,提出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在世界的文化遗产保护中,是一个创举。这是一个既有难度也充满挑战性的课题,几乎每个概念都要重新定义,每段论述都要从头探索;但它留有巨大的学术空间,让你的思想驰骋。这本不足20万字(不含附录)的小册子,从最初设想到最后出书,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实际上它是伴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进程,在实践中,边思考、边探索,矻矻跘跘才写出来的。
  陈耕:作为囯内第一部探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专著,它的出版,无论是理论上的探索,还是实践经验的总结,都得到圈内同行的欢迎和肯定。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收获?
  刘登翰:涉入这个陌生的学术领域,不但增长了我的实践感受和理论见识,也让我结识不少新朋友。前些天从微信上得知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逝世,就想起那年在泉州、漳州与他相处的日子。乌丙安是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位早年师从著名学者钟敬文的蒙古汉子,虽无彪悍的高大身材,却有蒙族兄弟豪爽豁达的性格,有时聊到兴起,即兴就亮一手蒙古摔跤。在泉州蟳埔调研时,面对倒塌中仅存的几座“蠔壳厝”,他的兴奋和惋惜全在脸上,激动地说:“这就是我们所要保护的,它保留了数百年来当地人民的海洋记忆……”然而我知道,被文化学者视为至宝的“蠔壳厝”,对于生活其中的老百姓,则可能是他们走向现代生活的障碍。这是不同生活立场产生的悖论,需要由政府出面来协调。从这里我感受到乌丙安先生的率真、可爱,和他对于非遗保护的深深挚爱之情。
  陈耕: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中国回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有独创性的回答。从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萨林斯对“西方化”的文化反思,到法国借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把文物保留在它的环境中”的生态理念发展而来的“生态博物馆”,和挪威与中国合作在贵州创建的“梭戞生态博物舘”试验,其中的坎坎坷坷、成功失败,告诉我们:中国必须走自己的文化生态保护道路。建设一个把“文化”及其“环境”融为一体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一个只有在中国的社会体制下才能实现的创造。您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想法?
  刘登翰:在完成这本小册子之前,我写过几篇文章,特别是《关于文化生态保护的几个问题》,我最初的想法都在这里。首先是要分清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本质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说从文化遗产具体个案的保护,转向对于文化遗产生存环境的文化生态保护,是认识的深化和飞跃?二者目标相同,对象、方法和路径却不同。对于文化生态保护,这是实践的认识前提。其次是文化的历史性和文化保护的当下性。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历史产生和留存下来的,但所有的保护都是当下的保护。历史性强调对文化遗产原汁原味的保存,而当下性却要求以当下现实重新激活历史的文化遗存。这是一个有意味的悖论。文化保护既不是把文化遗产当作历史化石送入博物馆,也不能把文化遗产变成现代的创造,失去了它的历史脉迹和面貌。如何把握其中的“度”至为重要。第三,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发展。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因为出现过以创新之名行破坏之实的事,因此,在当时对文化遗产就只能讲传承,忌讳甚至不许谈创新。更有甚者是文不对题把对文化遗产的“抢救第一”,当作文化生态保护的方针和政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多个文件中,始终把保护和创新作为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承认“代代相传的非物质遗产得到创新”,对于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第四,理论的普适性和理论对象的特殊性。一般而言,理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作为理论对象的每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都是特殊的。理论不能代替实践,从事文化生态保护,必须从每个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特殊性入手,认识它独特的历史存在和形态特征,寻找它特殊的保护路径和方法。
  陈耕:您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直至今天,仍然是文化生态保护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新,实际上是对文化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没有发展和创新,最终将导致文化的停滞和死亡。这些观念后来都融入在我们写的那本小册子里了。
  刘登翰:记得当时在福州开会,我提议合写这本书,最初的合作者还有省艺术研究院的马建华(后来他因有别的任务,退出了),要求每人各拟一份提纲,由我综合。由于刚刚接触这一论题,各人思路不同,三份提纲差距很大,一时无法综合。这个课题拖了几年,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实践,才逐步形成现在这个思路的。那时我己退休从福州迁回厦门,有可能较多地参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一些活动,互相讨论的机会也多了,便确定本书的主旨,以厦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中心,既不脱离文化生态保护实践,又适当进行理论的诠释和探讨。这样的选择,是适合我们当时的情况。
  陈耕:在这之前,我们和马建华走访了漳州、厦门、泉州好几个地方。我记得我们在参观惠安石雕时,就特别关注并热烈地讨论历史悠久的石雕在当代的创新、转型与发展。闽南百姓的实践给予我们理论的启示和灵光。作为国内第一部文化生态保护的专著,结合这些实践,您是怎样考虑这本书的整体结构的?
  刘登翰:这本书有一个叙述脉络。全书除引言外的正文共四章,第一章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呼吁,中外学者关于文化生态保护认识的发展和一些国家的文化生态保护试验,突出讨论了我国植根于历史深处的文化生态观,和当前文化失衡情況与文化保护的现实吁求。以此做为中国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理论背景和世界背景。第二章是关于“文化生态系统”的讨论,这是本书最具理论色彩的部分,探讨了什么是文化生态、文化结构、文化环境、文化生命规律与文化结构中的人等等问题。其中有些观点,特别如文化的生命规律、人在文化结构中的主导作用等,尤具新意,是我们撰写本书的一个认识基点。如果说本书尚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启迪意义,首先应是这一部分。第三章从理论视角对文化生态保护的性质、目标、原则、方法进行诠释。第四章是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方法的探讨,如生态资源普查、文化生态分析、规划和试点等,强调每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都是特殊的,即使具体的做法,也必须从实际出发,使每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本章最后还对当时尚存争议的几个问题,表达我们的看法。书中的一些观点,是你先提出来的,我只是做了一些补充、丰富和整理,让它更条理化、系统化和适当的理论化一些。
  陈耕:现在倒回去看,您当时提出的对有关部门关于文化生态保护方针和其他若干问题的不同看法,经受了时间的验证。您虽然已经是耄耋之龄,但您的思维依然敏捷,神采奕奕。关于闽南文化研究,您还有些什么期许?
  刘登翰:你曾提出过关于闽南学的学科建设,这是一个广泛涉及闽南地理、闽南历史、闽南政治、闽南经济、闽南族群、闽南文化等等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课题。一方面,闽南文化研究如果不能上升到闽南学的构建,那么闽南文化研究有可能就会停滞在有限的水平上徘徊;另一方面,这样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无论对于当前的研究现实和研究者的学术准备,都是难于一蹴而就的。但这应是我们的目标,否则就难于推动闽南文化促进两岸人民的“了解、理解、谅解、和解”,在促进祖国完全统一上发挥重要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闽南文化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发挥重要作用。你比我年轻,又长年从事闽南文化研究,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有更大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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