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学研究的三个基础和六个问题——以闽南文化为例
2019-02-22 字体显示:
   陈耕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内容摘要:文化自信,从了解脚下土地的文化开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也是一个地方的血脉和灵魂。文化即人,人即文化。地方学研究的是特定地理空间独具特色的文化产生、发展、变迁、现状和未来。研究地方文化,要防止瞎子摸象、见木不见林,要有总体观照,主要是六个问题:在哪里(空间),哪里来(历史),有什么(内容),是什么(核心精神),怎么样(现状),哪里去(未来)?地方学研究还要防止只顾自己脚下这一方土地的研究,忘记了抬起头来看周围,看中国,看全世界。因此,要扎下三个基础:方言、文化自觉理念和文化生命规律。
  一、文化自信,从了解脚下土地的文化开始
  鄂尔多斯学包海山老师在其《概念、视觉与追求:中国地方学的兴起》中认为中国地方学研究的兴起,主要是五个原因:1、地方谋求经济文化发展和地位的强烈诉求,2、全球化引发对差异性、地方性的关注,3、我国素有关注地方、记述地方、研究地方的传统,4、国内外地方学以及国内不同地方学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5、得益于一些学者和地方文化研究者的提倡和坚持。
  这些都很对,不过还可以增加一条:站起来、富起来的中国人民对文化自信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对自己文化强起来的追求和自信。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正体现在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那些不了解自己脚下土地文化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既来自文化殿堂的精英文化,也来自普通人民大众的俗民文化。地方学研究更多的便是俗民文化。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精英文化,普通百姓的是低一等的俗民文化。只是到了近代,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引入,知识分子才放低了身段关注俗民文化。但是直到今天,有几个地方学能进入大学的殿堂呢?近年来,文化自觉理念的传播,才使更多的人体会到:人生而平等,文化生而平等;文化有先进落后,但没有高低之分。精英文化、俗民文化同样重要,必须平等对待。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地方学研究的一个原因吧。他们决心联起手,真正了解脚下土地的文化,全面、完整了解中华文化。
  文化自信,从了解脚下土地的文化开始。而了解脚下土地的文化,总是从追寻这一文化的美丽、美好开始。美丽厦门,最美是什么?山光水色?高楼大厦?闽南有句俗语:“山美水美不如人美,衫美脸美不如心肝美。”
  心肝就是人的灵魂,文化就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人,是一个城市、一个地方最美的风景。人,不是某一个人,是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城市世世代代所有的人。他们的美丽、他们的灵魂就潜藏在他们的文化之中。
  地方学当然研究地方空间、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等,但是研究的核心是这个地方的人。人即文化,文化即人。这里的文化指的是广义的文化。因此,地方学研究的是特定地理空间独具特色的文化产生、发展、变迁、现状和未来。
  了解脚下土地的文化,要防止瞎子摸象、见木不见林,要有总体观照,主要是六个问题:在哪里,哪里来,有什么,是什么,怎么样,哪里去?
  地方学研究还要防止只顾了自己脚下这一方土地的研究,忘记了抬起头来看看周围,看看全中国,看看全世界。因此,要扎下三个基础:方言、理念和规律。
  二、地方学研究的三个基础
  (一)语言: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正如了解闽南文化要从会听闽南话、会讲闽南话开始,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必须从方言开始。对方言的态度体现对这一地方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文化的话语性认同是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凸显窗口。闽南方言如果消失,则闽南文化必走向消亡。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广州、上海在国际化、现代化至少不亚于厦门,而粤语、吴语在穗、沪的盛行,凸显出广州、上海市民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和充满自信。对自身文化充分自信才会积极勇敢地表达,才会肯定自我文化对他者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凸显主体存在的语言表达是高度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使然。语言的历史自然性与社会教化性共存,蕴含在符号背后的文化的可教化性,为文化认同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所以方言的学习传承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呈现的是文化认同,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不仅是国家、民族层面所必须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甚至每一个人,都有文化自信与文化迷茫,文化自卑、自傲的问题。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认同。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文化自信。当我们说“西方月亮比中国圆”是一种文化自卑,实际上是指他们在文化认同上发生了错位。他们不是没有文化自信,只是他们的文化自信是西方月亮的自信。
  国家治理、城市治理的基础是认同的建构,最大困境也是认同。认同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资源,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是国家繁荣的基础。在全球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建构尤其面临巨大挑战。
  厦门和台湾来往频繁,我们许多人在入台交流参观都亲身感受台湾人民文明素养的高水平。有不少人说厦门的硬件建设是赶上台湾了,但人的文明水平还相差一代人,即20-30年。这是一个事实。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也亲眼看到30多年来,大陆的社会经济一步一步地赶上,甚至超过台湾。
  原因就在于2400万台湾人的认同是分裂的,国家认同分裂,文化认同分裂。心散必乱,认同的作用远远超过素养问题。
  文化认同是世界性的问题。
  2005年10月27日,法国首都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的两名移民的男孩在躲避警察时不幸触电身亡,该市数百名青少年因此走上街头抗议,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店铺和政府机关,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骚乱蔓延巴黎之外5个较大城市和33个城镇,1260辆汽车被焚,250多人被捕。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性宵禁。骚乱一直延续到11月17日。
  这场骚乱给巴黎、法国带来沉重的损失。表面看,骚乱起于巴黎移民集中区的生活环境和年轻人的高失业率,真正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移民的第二、三代对法国、巴黎的文化认同缺失。
  香港的“占中”根源也在于一部分人在外力的蛊惑下,发生了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错位。
  厦门在历史上也有过惨痛的教训。厦门开埠后同安各乡农民纷纷结伴进入厦门,没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只剩下利益的追逐。利益巨大的码头,被“丙州陈”、“石浔吴”、“后麝纪”三大姓分割霸占,形成帮派,屡生械斗,危及市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镇反”“清霸”才消解。没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就没有地方、城市的安宁和未来,更谈不上文化自信。
  城市的扩大,总是有定居的先后,有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认同,这个城市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提升一个地方的文化自信,首先要解决共同的文化认同。要把文化认同的建构,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把制度的建构跟认同的建构有机结合起来,使每一个个体融入到社会主流的认同与发展中。
  文化认同的建构,就是文化自信的培育。文化认同的建构有四个路径:历史文化的学习、制度的构建、物质力量的进步和语言的学习。推动方言的表达能力和交往能力,才能切实增强地方的文化认同,提升地方的文化自信,也才能真正做好地方学的研究。地方学在推动大多数居民认同脚下文化应该有所作为。新迁入的居民应该从学习当地方言开始,表达自己对脚下土地文化的尊重、感恩、认同。
  (二)理念:文化自觉
  文化引领首先是理念引领,一个地方的美丽繁荣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地方学研究更必须确立文化自觉的理念: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和而不同。
  各美其美,每个民族、每个地方、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自豪,努力传承、弘扬。
  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中国各地的交流交往更是过去无法想象,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需要我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比较、展望。必须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不但要了解自己文化的长处、优势,还要了解自己文化的短处、弱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要了解自己文化的昨天、今天,还要对自己文化的明天有清晰的展望,充满信心。
  美人之美,就是要平等待人,要懂得欣赏他者的文化,学习他者的文化。中国文化很好,日本文化也很好;闽南文化很好,客家文化也很好。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没有高低之分。人生而平等,文化生而平等。历史早已告诉我们,先进与落后是会变化的,而且始终是在不断变化中。何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美美与共。找到自己的美,发现别人的美,把别人的美和自己的美融合起来,那就是更美。融合就是创造创新。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
  这正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理念。习总书记是代表中国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文化理念。
  今天在各个地方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于一城一地。中西文化、各种地域文化相互激荡,有融合也有冲突。引领我们走向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的理念,只能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只有秉承文化自觉的理念,才能真正实现合作共赢、和而不同。
  (三)文化规律
  文化是无时不刻脉动着的生命体,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其一,他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生命,那种把人的一只手砍下来单独研究的方法,不可能有正确的结论。其二,凡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有新陈代谢,都会有生老病衰,也都会有死亡和再生。这是不可抗逆的生命规律。没有万寿无疆,只有生生不灭。任何文化都必须不断地接受、吸收其他文化,美美与共创新、创造才能生生不息。
  地方学研究必须深刻认识文化的生命规律。
  三、地方学研究的六个问题
  (一)在哪里:文化区域
  闽南文化有三条母亲河,即晋江、九龙江、漳江。一代代的闽南人就是吮吸着这三条母亲河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三条母亲河培育的都是闽南文化,但又有微妙的差别。至今,晋江两岸的闽南百姓看戏都看高甲戏;九龙江两岸流行的是歌仔戏;过了漳浦的盘陀岭,漳江两岸的百姓流行的是潮剧。三个剧种都是用闽南方言演唱的闽南地方戏曲,但又各有不同的声腔和程式,体现出三条河流不同的集体审美取向。
  但是闽南文化绝不仅仅只在这三个流域。闽南文化随着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走四方,闽南文化区域远远超出闽南地域。所以,闽南文化在六个闽南:一、本土闽南,有1600万人;二、对岸闽南,1700万人;三、南洋闽南,有2000万人;四、港澳闽南,150万人;五、欧美闽南,500万人;六、外地闽南(潮汕、海南、雷州、浙南、赣东等),有1000多万人。总计,有7000多万人。
  可见,在哪里是会演变的,有核心区、传播区、影响区。把研究的空间范畴、时间范畴搞清楚,这是研究的前提。
  (二)哪里来:历史(过程研究)
  文化的过程性研究是一种动态的历史性研究,寻找文化的源头,从时间的角度来审视、记述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怎样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生、变迁、发展、传播,揭示它的历史轨迹和文化传统。
  过去闽南文化研究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只从中原汉族南来讲起。考古的发现和人类体质学的基因检测,特别是文化自觉理念的普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闽南地区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以漳州莲花池山遗址(距今约70000—40000年)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时期。新石器文化时期则有金门富国墩遗址(距今5000-3000年)、东山大帽山遗址(距今约5000—4000年)、惠安蚁山遗址(距今约4000—3000年)等。这些遗址多由贝壳等堆积起来,所以又称贝丘文化遗址。这种贝丘文化遗址基本覆盖了闽南地区,说明闽南沿海先民过着以渔猎和捕捞为主的经济生活。“闽在海中”的地理环境孕育着闽南文化的海洋文化基因,影响着闽南文化的生成和发展。
  自远古至秦末时期,在长江以南世代繁衍生息着众多族群,史籍称之为“古百越”。考古发现,福建沿海的古百越是人类最早走向海洋的族群。他们横渡台湾海峡,以后又到达菲律宾、南太平洋群岛、新西兰,甚至乘木筏横渡太平洋。
  留在闽南的古百越族大致分成两支,一支是现在畲族的先民,住在山地,刀耕火种;一支是后来疍民的先人,生活在江海之滨。当然,只有山畲水疍,那还不是闽南人。闽南人是原住古百越族与中原南来的汉族杂交融合产生的,有杂交的优势。
  从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多次入闽,主要有西晋末永嘉之乱的“衣冠南下”、唐初陈政父子率兵开发漳州、唐末王潮兄弟率部入闽三次大规模移民。中原汉文化挟带着经济、政治、军事的强势融合了原住的山畲水疍。
  无论是一种文化到了新的地理环境,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相撞,更遑论两种情况同时发生,那是一定要孕育出一种具有新特征的文化。历经八百年的孕育,黄土和海洋在此交融,美美与共,终于在五代至北宋初形成了闽南文化。
  闽南文化形成以后的历史,是四个港口的历史:1、宋元时期的泉州刺桐港,曾经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创造了许许多多彪炳于世的文化;2、明代漳州的月港,打破明王朝的海禁,迎接大航海时期经济全球化第一波浪潮的中国最大对外港口,创造了克拉克瓷等传播世界的文化;3、清以后的厦门港,曾经是闽台对渡的唯一口岸,又是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的出发地和归来港口,鸦片战争以后引领闽南文化现代化,培育了许多中国近代的杰出人物;4、1949年以后台湾的高雄港。由于西方的封锁,香港和台湾在30年里成为中国仅有的对外开放区域,台湾的高雄港一度成为世界第三大港口,台湾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电视歌仔戏、电视布袋戏成为20世纪下半叶闽南文化创新发展的典型。
  历史说明,谁是闽南最大的港口,谁就引领闽南文化的创新与发展;闽南的海洋文化、港口文化是千百年来闽南文化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2010年,厦门和漳州九个港区组成的厦门港吞吐量超过高雄港,2017年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高雄港,成为世界第15大港口。厦门,又一次成为海峡两岸最大的航运中心。
  当今世界,海洋占地球的面积71%;世界的GDP80%产生于沿海一百公里地带;世界的贸易90%是海运。
  世界最发达的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现在中国正在推动粤港澳湾区建设。
  在世界走向海洋、走向湾区的大趋势中,在港口引领闽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里,厦漳泉同城化发展,构建闽南金三角湾区,正是闽南人民共同的期盼。闽南文化作为厦漳泉最大的公约数,必将引领闽南新的辉煌。
  (三)有什么:内涵(结构研究)
  文化研究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动态的过程性研究,一是静态的结构性研究。当然,它们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极端,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各有所长,虽相互不可替代,却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文化的结构性研究,是对文化的静态研究。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总体性的概念。谁看到闽南文化?你只看到南音、歌仔戏、中秋博饼、拜拜、宫庙一个个具体的文化事项。但它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联结,互相依存,形成一条条的文化链,再结成一个庞大的网络,成为文化。从个别到整体,其相互关联的逻辑关系,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文化的结构性研究,应当包括文化的构成要素研究,文化的结构方式研究,文化要素的相互关系研究,以及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等多个方面。
  闽南文化大致包含有以下十六方面:
  1、闽南的生产技术文化。如种植甘蔗、龙眼等闽南水果的生产技术,建造远洋“福船”的造船技术、传承久远的航海技术、制作陶瓷的工艺技术等等。
  2、闽南的物质生活文化,包括闽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文化。如闽南的红砖大厝、土楼、骑楼、嘉庚建筑,闽南美食,独特的服饰等等。
  3、闽南民间工艺。如闽南的剪纸、漆线雕、竹编、石雕等等。
  4、闽南的山川名胜和文物古迹,如鼓浪屿、泉州东西塔、漳州赵家堡等等。
  5、闽南中医药。包含药、术、人。药包括极其普及的青草药和经医药师加工提炼的膏、丸、丹、散等成药,最有名是“片仔癀”。术,就是医术。闽南民间流行的医术,主要有“抓痧”、“放筋”、剔疳、推拿、针灸、正骨等等。人,闽南自宋代出了“医祖”保生大帝吴夲以后,历代都有许多著名的医生。不但医术高明,更强调“医乃仁术”,医德的高尚。
  6、闽南方言与口传文学。闽南方言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有独具的特点,如留存了中原汉语古音,吸收了古百越族的语音,融进一些外来语,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新词,语法还有许多特殊之处。闽南方言造就了丰富多彩的闽南口传文学,主要有谚语、歌谣和掌故传说。
  7、闽南民俗。如闽南的岁时节俗、人生礼仪(婚、育、冠、寿、丧、祭)、社交礼仪、禁忌等。
  8、闽南家族制度。祠堂、族谱、家规家训等等。
  9、闽南商贸制度。如“侨批”、“郊商”等独特的商贸制度。
  10、闽南民间信仰。闽南人创造的神明据不完全的统计有157个之多。
  11、闽南民间艺术。戏曲(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布袋戏、傀儡戏等等)、音乐(歌仔、南音、北管)、曲艺(如答嘴鼓)、舞蹈(如拍胸舞)、美术(如同安农民画)。
  12、闽南民间游艺。包括儿童的游戏(如跳格子、打陀螺等)和成人的游艺(如捉鸭、博饼等),。
  13、闽南的大众传媒。如闽南方言的广播、广播剧、电视剧、电视歌仔戏、电视布袋戏等等。
  14、闽南南少林、五祖拳、舞狮等体育运动。
  15、闽南教育。私塾、书院、学校。
  16、闽南先贤及其学术思想文化。如苏颂及其“水运仪象台”、朱熹及其开创的理学、马约翰及其开创的中国现代体育精神、卢赣章及其开创的汉语拼音、陈嘉庚及其开创的教育事业和“诚毅”精神以及峇峇娘惹创造的跨血缘、跨族群、跨文化、跨国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及其启示。
  总之,闽南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精彩。随着闽南文化研究的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闽南文化被我们所发现和了解。
  但是,作为一个生命体的闽南文化不是这么平铺罗列的,它有自己的皮肤、肌肉、骨骼、血液、心脏,有独特的结构。
  进入文化结构研究,有三点认识需要先行确立:
  1、文化结构的整体特征。文化是一个系统,由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构成的;但系统并非要素的简单相加,系统大于各个要素之和;
  2、文化要素的独立特征。文化系统结构中的各要素是独立的,具有区别于其它要素的本质属性;
  3、文化要素的互动特征。文化系统结构中各要素是互动的,其互动受系统结构的影响,互动带来文化要素某些特征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多数情况下是非本质的,但也不排除有本质性改变的可能。
  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文化的结构研究,可从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文化的构成要素;其次是文化的构成方式。
  关于文化的构成要素,论者虽多,但基本有个共识。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认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首先面临了自然的困境,要克服自然才能生存下去。人类为了克服自然这个敌人,所以创造了第一类文化,我们称之为‘物质文化’或‘科技文化’。所谓物质文化,也就是指工具以及衣食住行所必须的东西,以至于现代科技所创造出来的机器等,人类借这些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得以克服自然,而取得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其次,人类为了要克服第二个敌人——他人,为了与他人和谐共处以维持群体生活,所以创造了第二类文化,我们可称为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那就是道德伦理、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典章法律等。人类借这些社群文化与伦理文化得以从事社会生活,构成复杂的人类社会。最后,人类为了克服第三个敌人——自我,也就是克服自己在情感、心理、认知上的种种困难与挫折、忧患与不安,因而创造了笫三种文化,我们可称之为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那就是艺术、音乐、戏剧、文学,以及更重要的宗教信仰。人类借这些创造以表达内心的种种感情和心理状况,并借这种表达而得到满足与安慰,进而维持自我的平衡与完整。①”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构成文化的三大要素,这一观点己为大多数文化论者所认同,略有差异的是,有些论者不把道德伦理视为制度文化,而作为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文化史》的作者冯天瑜等作了更细致的划分,他把文化的构成要素划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物态文化层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物的总和;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行为文化层是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而心态文化层则包括了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两方面。所谓社会心理,是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道德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而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曲折地,同时也更深刻地反映社会存在,并以物化形态(如书籍等)固定下来,播之四海,传之后世。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度文化层的分析中,不仅包括了官方的法规制度,还包括了深刻的民间制度,例如民规民约等;而在心态文化层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又划分为基层意识形态(如政治理论、法规观念)和高层意识形态(如科学、哲学、艺术、宗教)②。
  当然还有另一种文化分类的表述。在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类文化中,李亦园认为,都是可以触摸和感受到的东西,属于“可观察的文化”;而在这些可观察文化的深处,另有一些不可观察到的文化法则或逻辑存在,就像语言的文法一样,构成另一个系统,成为“文化的文法”,是“不可观察的文化”。《中华文化史》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显形文化是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的各类文化事实,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化了的精神文化共同组成这种文化事实;而隐形文化是潜藏在各类文化事实背后的知识、价值观、意向、态度等,是一种“二级抽象”。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两者是二位一体的统一物,前者是后者的外部表现形态,后者是前者的内在规定和灵魂。
  2007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时,提出了另一种表述,他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结合起来。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人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並且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几千年传下来,就在于有灵魂。“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温家宝的表述中,文象是可视的,物质性的;文脉是无形的,非物质的。文象和文脉,对应着李亦园的“可观察文化”和“不可观察文化”,《中华文化史》作者的“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其表述更言简意赅,直切要端,也更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概括方式。
  无论哪一种表述方式,都共同指向文化的结构。那些可以触摸、感知到的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显形文化,是文化结构的外层,即为文象;而潜藏在这些文化外在表现背后的技艺、智慧、思想、道德伦理观和价值取向等隐形文化,则是文化结构的内层,即为文脉。
  任何一种独立的、与众不同的文化,在其内层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核心。这个文化核心,《中华文化史》称其为“潜藏在大众历史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所构成的‘民族性格’”。而在温家宝总理敏锐而精确的概括中,这个文化核心,就是民族的灵魂。
  文化核心要素是每一个文化共同体所有成员所共有的。每一个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着它的规范来思维和行动,因而形成一种无形的制约和强大的向心力。这就是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各个文化要素有机组合的生命整体,任何一个形成系统的文化结构,它的各个文化要素总是围绕着核心要素来确定自己在系统中的位置,就好像行星围绕着太阳构成太阳系一般。而核心要素总是潜在地规范其它文化要素的作用,成为文化的灵魂。如此,我们可以用另一个图示来说明文化的结构方式:
  
  但是,这种二维的平面图示无法充分表达文化结构的复杂性,若以三维的立体圆柱体来表示,或可略进一步。圆柱体的每一切面都代表一个区域文化,圆柱体的圆心自上而下贯穿了每一个切面。所有的切面(区域文化)都拥有共同的圆心——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所有区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观念,都汇集为中华文化的智慧和价值观念,所有区域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当然,比喻总是跛脚的。无论二维的平面图象,还是三维的立体圆柱体,都无法充分表现文化结构的复杂状况。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而不是一个无生命的平面图。在文化的系统结构中,整体大于局部相加之和,而不是所有文化元素的简单之和。除了共同的价值观之外,每个民族还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习俗、信仰,共同法规、制度等,这些内涵丰富的文化元素,都为全民共有。它们既成为文化复杂结构的成分,同时也影响着文化核心要素的形成。文化的核心要素决定民族的文化性格、文化精神。但民族文化性格、文化精神,既是空间性的文化核心要素的凝聚,还是时间性的历史发展所积淀。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全民共有的。它既体现在各个不同民族和区域的文化之中,也为各个民族和区域的文化所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塑造。文化核心要素及其所影响、所塑造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塑形。
  在制度文化层面,国家的一统使基本的制度法规,都不属于区域文化的讨论范畴,而是区域文化的大环境之一。但是,民间存在的一些民俗制度,如生、老、嫁、娶的人生礼俗,节庆祭祀的岁时节俗,家庭、宗族的伦理规制,人际交往的社交礼俗和禁忌,还有当地盛行的民间信仰习俗,以及乡、镇和民间自发制定的乡规民约等,都带有某种规约或契约性质,应当作为民间制度文化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虽不见于官方文件,有的只是写在简陋的纸上,或刻在路边的花岗岩上,但在民众的心上,具有比某些官样文章更大的执行力和约束力。
  教育在闽南民间有深厚的传统,耕读人家是民间崇尚的正统。几乎每一个乡村都会有私塾或书院,往往就设在村里宗族的祠堂。许多还规定家族子弟到了一定年龄,都必须入塾开蒙。闽南许多地方还专门建有“惜字亭”。孩子从小就被教知:写了字的纸,不能随便乱丢或撕到“惜字亭”中去焚化。那是表示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闽南一向崇奉尊师重道,居家正厅中间的牌位上写“天地君亲师”,“师”是列于天、地、君、亲之后供奉的圣人。民谚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母说的话,可以不听,老师说的话,不能不遵从,被视为无形的规约。
  这些在全国一统的法律法规之外,千百年累积下来的民间制度、民间习俗、道德规范,仍被一代代地传承着。这种现象在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各个区域文化具有普遍性。各区域文化的特色也透过这种民间制度,鲜明地体现出来。
  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样道理,越是地域的,也越是国家的。鲁迅的《阿Q正传》充满了浙江文化的地域色彩,并不能限定它只属于浙江;莫言的全部作品写的只是山东高密县的一个小乡村,但他的作品却是世界文学的宝库。昆曲唱的是苏腔,但它也是中国戏剧文化的瑰宝。中华文化是一个整合性的概念,每个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各民族、各地域创造的精雅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份,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精神产品不同于其它物质产品,只有地域特色之分,没有地方权属之别。精粹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是地方的,也是全民的。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精神文化的两重性的。
  闽南的精神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括闽南先贤的思想、著作,像苏颂、曾公亮、李贽、黄道周、郑成功等,以及朱熹过化闽南所留下的著述、言行等;还有闽南极其丰富的戏曲艺术,如列入人类非遗项目的南音、提线木偶戏,列入国家非遗项目的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闽南的口传文学,闽南的民间游艺,以及丰富多彩的闽南民间信仰的祭奠仪式和闽南的民间习俗。这些具有闽南特色的文化事象,都凝聚闽南人的思想、智慧、精神寄托和道德追求。
  总之,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区域文化、地方文化的结构都是从千姿百态的文象进入文脉,从技能、智慧到思想层层递进,精彩纷呈,来自悠久历史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思想精华、智慧结晶凝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并成为中华文脉之根。
  (四)是什么:核心精神
  习总书记在2013年第十三次政治局学习会上讲,“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立足,就是不二选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文化不是小零碎,而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价值取向。文化是以文化人,是一个民族用来教育子孙后代,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地方文化的核心精神源自中华文化又以独特的形式呈现。在老百姓看来,所谓价值观,就是做人的道理,闽南人称之为“教示”。
  所有文化的核心精神都潜藏于信仰之中,西方文化核心精神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伊斯兰文化的核心精神在古兰经中。闽南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潜藏于闽南民间信仰之中。闽南人民千百年的信仰不能用简单的一句封建迷信来概括,它包含有最宝贵的文化遗产。闽南文化的核心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多神崇拜体现的和而不同,无数拜拜体现的感恩与敬畏,普度祭祀“好兄弟”体现的以德报怨、化怨为和,迎风搏浪走向海洋体现的不畏强暴、勇于拼搏。
  世界文化是定于一尊还是相互尊重,百花齐放,和而不同,这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各种力量角力的主要焦点。闽南人民将和而不同奉为信仰的文化力量,我们要善于传承,深入阐发,广为宣传,推向世界。
  (五)怎么样:现状(当代性研究)
  历史性和当代性是地方学研究辩证的两面。以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所有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从当代看历史和历史如何进入当代,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不能不关注它的当代发展和当代价值。
  我的老师刘登翰先生说:“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历史是实证的,文化是诠释的。历史通过实证,证明它的存在,而文化通过诠释完成一种建构;当然,文化的建构也必须有实证作为基础和背景。这只是就其研究方法的不同而言。不过西方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所谓真实的历史并不存在,所有历史都是历史研究者眼中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一种建构。中国历史以帝王为中心,从三皇五帝开篇,秦汉晋唐,宋元明清,一路数下来。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这个诠释系统就是建构。历史的建构,也是一种文化。③”我非常赞同这个论断,今天的文化建构,必须站在今天的角度来思考。当然我们首先要了解历史上我们的先人是怎样建构我们的文化的。许多文化的经典,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注释。所有的注释,就是注释者站在他的“当时”立场的注释。以现代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诠释,赋予传统当代的生命。这是地方学当代性研究一个重要的课题。
  文化的当代性,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怎样进入当代,体现它的当代价值和作用,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积极文化因素;二是当代社会的发展,怎样推动、创造新的文化。现代生活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和变迁,社会信息化的飞速发展等等无不深刻影响地方文化的当代变迁。研究地方文化的当代性,应该要像研究历史那样重视田野调查。传统的文化究竟怎样进入我们当代的生活,我们还都缺乏数据,缺乏大量的实证。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地方学的当代性研究,要从这里做起。
  当代性研究同样要把地方文化作为一个生命体,把研究重点放在生存状态,尤其是生存环境的研究。文化生态保护是欧洲很早就提出,但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中国的首创。
  文化生态保护是从自然生态保护引申而来。自然生态有两大范畴,一是物种,植物、动物、微生物,还有人;一是环境,即物种所生存的环境条件,如阳光、水、空气、土壤等等。
  自然生态的保护最早是从一些珍贵的濒危生物物种的保护开始,如大熊猫、华南虎等等。人们最初采用圈养的办法,但很快发现,不要多久,圈养的华南虎看到鸡都不敢去扑食了;而熊猫的圈养地,当气候发生变化,熊猫所喜欢食用的竹子枯萎了,熊猫同样面临灭绝的危险。正是在这些经受挫折的保护实践中,人们接受了教训,开始意识到自然生态的环境保护对于生物物种保护的重要意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进一步发现,不仅这些珍稀物种对环境的要求更苛刻、更敏感,更多的生物也频频发出濒危的警告。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作用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包括人类自己,环境的恶化可以危及华南虎、大熊猫,同样也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再不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类自身也会濒临危亡。这个严峻的警告把自然生态的环境保护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自然生态保护的关键在于环境,而环境保护的成败在于人的理念。
  那么接引到文化生态而言,文化的物种便是物质文化(如建筑、食物、工具等等)与非物质文化(如语言、音乐、民俗、信仰、思想等等),当然也包括了创造传承这些文化的人。
  但文化环境呢?什么是文化物种的阳光、水、空气、土壤呢?文化大革命赤日炎炎似火烧,烧毁了无数文化物种,包括许多杰出的文化传承人。据此看来,政治环境绝对是攸关生死的文化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流行一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说明文化建设、文化保护没有经济条件是绝对不行的。早在80年代末,台湾有位朋友就针对当时大陆开始出现的戏曲危机说,不仅大陆,台湾也一样,不仅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在人均收入一千美元之前,文化都不要了,只要能赚钱。过了一千美元,开始觉得文化还有点意思。过了人均三千美元,文化就开始重要了。过了一万美元,社会发展规划就变成文化建设第一。
  如果这真是一个规律,那经济环境便是文化生态中的江河湖海、润物春雨。
  文化生态的土壤,大概就是人自身了。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创造了人。人对文化的认识、情感、积淀,决定了文化土壤的肥沃与贫瘠。优化文化生态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改良土壤,提高人的文化自觉。
  语言环境,则是文化生态的空气。当语言(方言)消失,这一文化也就差不多消亡。从文化多样化的理念出发,提倡普通话是必要的,保护方言也是重要的。应当营造一种各种语言和谐相处的环境,这是世界文化多样化的前提。
  在自然界,森林、草原是物种,又是许多其他物种的生存环境。在文化领域,民俗、宗族文化、民间信仰也是文化的森林和草原。许多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间习俗都依存于民间敬天法祖的民俗活动中。保护了这些文化森林、文化草原,就为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留下了自然的生存空间。
  总之,和自然生态一样,文化生态有两个内容,一是文化物种,二是文化物种的生存环境。在这其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
  中国各地的文化历史悠久,是先人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文化是一条长河,至今还奔腾不息,每日还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她不仅仅是文化遗产,更需要我们为之创造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所有有生命的物种最重要的是它的生命力,一是生存能力,二是再生能力。老人延缓生命是无可奈何,新生儿的出世,是整个家庭、宗族的未来。现在,我们多看到老人将死的危险,却对生育能力的衰退(更大的、根本性灭种的危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几代人男性精子水平的下降,女性产卵功能退化,文化上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文化创造力、生育力是存在危机的。这个危机有多大,到了什么程度,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地方文化(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更是今天依然生活着、生长着、创造着、前进着的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他们习惯于把地方文化当作过去的、垂死的、停滞的文化遗产,来谈论对他的传承、保护,而忘记了他还要结婚、生孩子,或者他生下的孩子没人关注。
  地方学的当代研究应当把重点放在地方文化的生存、生育、环境。
  (六)哪里去:未来
  习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说,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每个地方未来的发展,一定要认清时代的潮流,世界的潮流,国家的潮流,走历史要走的路。地方学的未来同样如此。
  去年金砖五国厦门会晤,习总书记指出世界发展的趋势:“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
  过去500年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随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东西平衡,南北平等,开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文化必须多样化,而在中国,对千城一面的批判,已经给各地文化的多样化指引了道路。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历史发其源,文化铸其魂,文化遗产中蕴含着城市的精神基因,隐藏着“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发展密码。
  确实把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透、传承好,把地方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展研究,推动普及,而不仅仅是对策研究,这都是我们可以和应该做的。
  资中筠先生在论及美国研究时说:“美国能繁荣富强100年,必然有它文化和思想的原因,应该研究这方面。一个文明的发展和变化,不取决于几个掌权的人,而是全社会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既然作为一门学科,做学术研究就应区别于政策咨询的研究,应该着眼于长远,把它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研究。”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对于未来,地方学的学科建设和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问题。一百多年来我们学习西方,不但学科学知识,更学习他们分科治学的方法。
  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中国的话语体系必须有中国的学术体系支撑,而中国的学术体系,又必须有中国的学科体系支撑。但是一百多年来学习西方,照搬西方,我们现在大学的学科体系,都是以西方分科治学的理念来建设的。比如我们的国学,本来是文史哲不分,但现在被切割成中文系、历史系、中国哲学系。这样一种西方的分科治学的学科体系,是难于建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建构真正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我们必须首先从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做起。
  西方分科治学的方法有科学的宝贵的东西,对我们一百多年来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居功阙伟,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不断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世界上就只有这一种方法?我们自己就没有别的方法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也有好东西,完全用西方的学科分类和分科治学的方法来设计我们的大学,怎么能学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
  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此会转变为彼,彼会转变为此,总之,彼此是一个整体,所谓家庭、家族、家乡、家国。
  这样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唱做念打”不是孤立的,“望闻问切”不是孤立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更不能用它来说明整体的问题。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才能正确认识它。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同样地,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中国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西方的分科治学当然也是源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大学设置的西方学科系统很纯粹、很单一。但是,这种学科系统培养出来的学生还能传承中国的思维方式、学术理念吗?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④”
  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必须从中国文化自身的综合性系统性特点出发,推动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尤其是地方学的研究,怎样构建学科?怎样建设系统、综合的治学方法?文化自信不是口号喊出来的,学科自信、方法自信是真正走向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台阶。
  当然,这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不可能立等可取,甚至由于文化本身的创新发展,可能永远在路上。它就像真理,我们各自从不同角度认识它、追求它、逼近它,但永远没有终极。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正是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交流,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不断推动学术的发展。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⑤。
  让我们一起努力,走进伟大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李亦园《文化与修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22-23.
  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P30-35.
  3、刘登翰《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见《闽南文化的当代性与世界性》,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4,P136.
  4、习近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5.17.
  5、习近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5.17.
  注释:
  ①李亦园《文化与修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22-23;
  ②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P30-35;
  ③刘登翰《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见《闽南文化的当代性与世界性》,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4,P136;
  ④习近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5.17;
  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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