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鼓浪屿华侨述略
2018-02-12 字体显示:

  何丙仲

  (鼓浪屿申遗顾问、厦门地方文史专家)

  一、鼓浪屿自古以来是侨乡

  鼓浪屿在厦门岛之西南,隔海相望,早在清代之前,它乃隶属于泉州府的同安县二十一都嘉禾里的一个保。不过,因为它地处漳州的九龙江入海口,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与漳州的联系反而相对更加密切。因此,厦门和鼓浪屿自然就成了漳、泉两地的交汇点,老鼓浪屿人俗称泉州为“五县”,漳州为“七县”。鼓浪屿的原住民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五县”或“七县”,也即当下通称的闽南人。

  闽南人自古“以海为田”,其漂洋过海、移居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五代。后来经过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和明末漳州月港海上交通的先后兴起,许多闽南人已经梯航到南洋、东洋等地经商贸易,其中有不少人就定居在那里,成了海外移民。明初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曾看到许多定居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巨港)和爪哇的闽南人的生活状况,把它写进《瀛涯胜览》这本书里。明代末年,李旦、颜思齐和郑芝龙等著名的海商就曾从以厦门湾为中心的闽南沿海出发,纵横远东海域。其后的郑成功在抗清复台的同时,出于“通洋裕国”的需要,从而奠定了厦门作为其海外贸易口岸的基础。这个时期,随着海路的畅通,北至日本的长崎、平户,南至巴达维亚、吕宋等地,都遍布闽南人的足迹。明朝灭亡后,清政府在全国设置四大海关管理对外贸易的口岸,厦门为闽海关正口,成为“通九泽之番邦”的通商口岸,同时也是闽南籍华侨出洋或回国的主要门户。于是,厦门就与华侨结下了不解之缘。

  鼓浪屿华侨的历史同样也是源远流长。鸦片战争期间,一个登上鼓浪屿的英国人意外发现,厦门、鼓浪屿的人“对欧洲人的风俗习惯比广州商人更加熟悉。他们能够列举东印度群岛的物产和讲述许多地方的政府,如数家珍。新加坡的名字对所有的人都很熟悉”①。1843年厦门开埠,英国首任驻厦领事纪里布出发时没有配备翻译,到任后只好在当地找到一位曾经在新加坡生活过的人充当译员②。这些点滴的外文资料,从侧面反映厦、鼓的原住民中不乏有曾经下过南洋的人。

  二、鼓浪屿侨乡的形成

  我们所说的鼓浪屿华侨,指的是曾经居住在岛上的海外归侨及其眷属,或者是由鼓浪屿出发到海外定居发展,并对厦门鼓浪屿产生过影响的闽南华侨。

  众所周知,厦门开埠后有近20年的时间,成为洋商勾结英、美领事走私鸦片和掠卖“猪仔”出洋的重灾区,鼓浪屿更成了一个窝点。那些流落厦门的闽南破产农民多数被贩运到拉丁美洲、南北美洲和澳洲等海外殖民地出卖劳力,而到南洋各地者相对不多。大部分出洋的“猪仔”最后只能饮恨异乡,当然,能生存下来的,“多数日后返回中国,其中确有一些留在异邦,并且像商人一样,本身也成为侨居者”②。但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和阅读史料,发现近代以来那些事业有成之后从海外回归鼓浪屿的华侨,基本上都是本身或先辈先前以亲属(族人或亲戚)移民的模式,主动过番出洋,在蛮烟瘴雨的异国打工务农、经商创业,经过艰苦奋斗而成功的闽南人。可以说,鼓浪屿的华侨与“猪仔”没有多大关系。

  19世纪60年代以后,根据不平等条约,洋商、领事和传教士乘机蜂拥而入,进一步在厦门设洋行,划租界,倾销洋货,继而又到鼓浪屿“永租”私地,建造公馆、领事馆、俱乐部和教堂,在岛上居住,正如外文资料所说,“多数外国人每天从他们在鼓浪屿的家渡海到厦门办公”④。客观来说,厦门港的真正起步,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

  西方列强势力的侵入,同时也激起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和民族工商业的兴起。洋务运动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厦门港口的逐渐发展,客运较之前方便,商机也较之前有所增多,加上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清朝政府还颁布了一些鼓励投资的政策,并且指令各省官吏招揽南洋富商回国投资兴办工矿企业,进一步激发了海外华侨回国创业的热忱。于是,就厦门港而言,19世纪70年代以后。回国华侨的人数开始逐年增多。《厦门华侨志》有1875年至1898年这24年间,往返于厦门与海峡殖民地、西贡、马尼拉、爪哇、苏门答腊等口岸的客运人数的统计数据:前往者总共为916189人次,返回者为1299165人次⑤,回国者明显多于出洋者。清朝末年,受到列强势力对华侵略的加剧,封建统治下的闽南地区农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民不聊生,加上宗族械斗时有发生,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在民国初年厦门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尚未启动之际,此时闽南籍华侨回到厦门,大部分人自然会选择在鼓浪屿居住。

  历史上鼓浪屿从未有过人口统计。近代第一个准确的人口数据见之于英国人翟理斯1878年出版的《鼓浪屿简史》,据该书所载,至1878年岛上共有中国人2835人(其中男1588人,女1247人),各国洋人252人⑥。从1878年起,至鼓浪屿公共地界成立的1902年,中外双方的资料均无人口方面的记录。不过,通过一些不完整的资料,还是能够看得出鼓浪屿的人口和社会状况的微妙变化。厦门海关历年年度的报告书表明,1880年厦门城市与郊区约有88000人,而外国居民为285人(1879年为292人),1881年为275人⑦。1911年鼓浪屿的人口增加到“估计大约为12000人,外国居民则大约300人”左右⑧。这说明从1878年至1911年,鼓浪屿的中国人人数至少已增加了4倍多,而居住在岛上的外国人都保持在两三百人左右,变化不大。逐年增加的这些中国人都是些什么阶层的人呢?厦门海关的洋人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在意的是在鼓浪屿岛上,与之争天下的逐年增加的华人住宅,然后悻悻地告诉我们那多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1882-189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之一》写道,“年复一年,成千上万贫困阶层的人移居海外,他们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又回来。许多人带回了足够的资产,从而使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比离家出国前更舒适”。在鼓浪屿,“到处可以见到一些成功者的华丽住宅,这些人或凭藉不正常的好运气,或凭藉杰出的才智,设法在爪哇或海峡殖民地积累大笔财产,然后安全地把它们带回自己的家乡。……许多回来的移民,尤其是少数成功者,有着较丰富的经验,较广阔和较开明的视野”⑨。不但如此,华侨还把子女带回鼓浪屿接受教育。1892-190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书之二》就写道,“生活在马尼拉、海峡殖民地的中国商人们回到本地,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子女所受到的外国教育的优越性”,于是“进步和欧洲文明正慢慢地和悄悄地在本地区(指鼓浪屿)取得进展。”这里所谓的“进步和欧洲文明”,实际上是鼓浪屿华侨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多元文化的特质。从人口比例和素质方面来看,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接受过西方文明并具有相当经济能力的华侨已成为鼓浪屿的主要居民,他们和外国来厦的外交、商务和传教等人员共同生活在岛上。在公共地界设立之前,鼓浪屿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以华侨为主的华洋共处的生活区。

  1902年,鼓浪屿被辟为公共地界。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满清封建统治政权已经风雨飘摇。在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参与下,国内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在“实业救国”这个时代精神的鼓舞下,华侨回国投资创业的力度进一步增强。辛亥革命之后,政府颁布了《华商兴办实业条例》等一系列护侨和鼓励回国投资工业的政策,福建省还率先于191210月成立“福建暨南局”,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性侨务法规——《福建暨南局章程》,这些举措都激发了海外华侨回国兴办实业以报效祖国的热潮,加上20世纪20年代,厦门开始着手规划和实施厦门港口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为华侨在房地产业和工商业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所以这个时期,闽南华侨回国的人数比以前增多。虽然此时欧洲战争爆发,商业疲软,但据1912-1921年度的《海关十年报告之四》所载,“在厦门和海峡殖民地之间,有50829人返回。这是多年来的最高纪录”。1902-1911年度的《海关十年报告之三》中写道:“许多移民取得成功,带着他们积蓄的钱财返回故里。这些幸运儿盖起了新式的、条件改善了的楼房。在鼓浪屿,最好的大厦是属于那些有幸在西贡、海峡殖民地、马尼拉和台湾等地发迹的商人后裔所有。”统计到抗战期间鼓浪屿沦陷的1941年,该岛的人口已由1911年的“大约为12000人”,增加到“大约43000人。不包括为数甚少的欧洲和美洲居民”。三十年不到的时间,鼓浪屿的人口又增加了将近3倍,从史料和实地调查的结果表明,所增加的大多数是归国华侨,以及随他们而从闽南各地来此共同生活或务工的人。目前保存下来的1000余幢近现代建筑,大部分是20世纪公共地界设立以后陆续所建。其中近年来所认定的391栋历史风貌建筑,至少有80%以上是华侨和侨眷的业产。迨至上个世纪30年代,鼓浪屿华侨、侨眷的人口比例之高,以及东南亚著名侨商聚居人数之多,一时堪称福建全省之最。所以19218月,中国第一个官方管理华侨事务的机关——福建暨南局就设在厦门的寮仔后,居住在鼓浪屿的印尼归侨林辂存担任首任总理。1923年该局迁至鼓浪屿的鹿耳礁,岛上的侨眷龚显灿、施干两度担任正副局长。因此,在所有人心目中,鼓浪屿侨乡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形成。

  这些定居或不定期居住在鼓浪屿的华侨,虽然在岛上建起上千幢各式各样的新式楼房,但并非把它视为来此休闲养老的地方。许多华侨、侨眷先后以鼓浪屿为联络海内外侨心的桥头堡,在岛上为民主革命和振兴民族工商业,乃至厦门鼓浪屿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从而实现他们报效祖国的理想。就因为鼓浪屿华侨留下那么多的爱国爱乡事迹,所以侨乡文化是鼓浪屿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过抗日战争和其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直到现在鼓浪屿依然保留着侨乡的特色。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岛上的居民不断迁出,但据2004年的统计材料所载,人口20172人的小小岛屿,还拥有归侨、侨眷10520人。2010年出版的《中国侨乡侨情调查》一书,鼓浪屿照旧名列国内15个典型的侨乡之中。目前作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要素的洋楼别墅,大多数都是华侨、侨眷的产业。鼓浪屿侨联在新的历史时期还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所以说,至今为止鼓浪屿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侨乡。

  三、鼓浪屿华侨与近代民主革命

  “身在海外,心系祖国”,是广大华侨的共同特点,闽南籍华侨也不例外。由于闽南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关系,因而闽南华侨热爱家国的情结更加浓厚。在封建专制的统治时期,多数华侨是因为生活所迫才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早在大航海时代,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闽南人遭受明朝海禁政策的迫害,远走东南亚谋生而变成华侨。明清之际郑成功抗清斗争失败后,还有一些沿海贫民“奔走于吕宋外夷”,甚至成批外迁。遗存在马来西亚的厦门曾厝垵港口社《光裕堂李氏族谱》记载当时李姓族人走避南洋,直到三十多年后,依旧坚持沿用明郑的永历年号。这说明民族矛盾等等政治因素已介入海外华侨的生活之中。这些移居海外的闽南人在异国饱受种种艰难,特别是大航海时代之后东南亚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他们还要遭受到西方殖民国家的欺负。现实生活的这些遭遇,使他们的心灵深处自觉地烙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潜在意识。他们在侨居地组织秘密会党。1853年的闽南小刀会起义,就是在新加坡华侨会党的策划下爆发的。起义失败后,不少会众由厦门撤往南洋群岛。这些人的后代,为日后的民主革命埋下了星星火种。当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时,立刻得到广大华侨的拥护和支持。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从海外华侨中发起的。原籍鼓浪屿周边的厦门、海沧等地旅居东南亚的杨衢云、陈楚楠等许多华侨都积极参与革命运动,为之倾资出力,甚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孙中山先生称赞“华侨是革命之母”。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东南亚各埠相继成立分会。林文庆、庄希泉、陈金方、丘明昶、王雨亭、陈允洛、李硕果等鼓浪屿华侨先后在新加坡、缅甸、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地加入同盟会,李清泉则在菲律宾组织“旅菲华侨自治急进会”,支持革命活动。他们或创办报刊、阅书报社宣传民主革命,或捐献巨款支援国内武装起义,并且纷纷回国,利用鼓浪屿当时被划为公共地界的客观有利条件,为推翻满清统治酝酿力量。当地名人许春草和早年归侨许卓然以及丘廑兢等一批人都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同盟会。19111114日厦门光复,许卓然和丘廑兢等56位归侨都参与了光复之役。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窃国称帝,福建和全国各地一样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闽南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反袁“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以及反对“二十一条”等一系列爱国运动,也都得到鼓浪屿华侨、侨眷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于1915年成立中华革命党,第二年1月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在鼓浪屿召开军事会议,由侨眷叶青眼主持,决定发动武装反袁起义,许卓然被任命为福建护国军统筹部部长。在继而的护法运动中,孙中山先生还任命许卓然为靖国军第四路司令,与闽南各地有华侨、侨眷参与的革命党人一起,共同反对军阀的统治。整个民主革命运动的进程,都有鼓浪屿华侨、侨眷的积极参与。

  四、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鼓浪屿华侨

  1931年后,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大敌当前,广大海外华侨更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月,新加坡就召开华侨大会,呼吁国民政府坚持抗日,菲律宾也成立了以鼓浪屿华侨桂华山等人为领导骨干的华侨救国联合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消除成见,一致对外,同时宣传救国运动,捐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第二年2月,菲律宾华侨成立国难后援会,鼓浪屿华侨李清泉担任主席,带头捐献战斗机一架。在他们的推动下,东南亚各地的侨社纷纷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的侵华战争。消息传到东南亚,侨胞们与国内同胞一样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他们冲破当地政府的种种限制,组成各种抗日团体,一方面宣传抗日救亡,一方面慷慨解囊,捐款献物支援祖国抗日。在新加坡,有陈嘉庚先生领导的“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在菲律宾,有鼓浪屿华侨李清泉、杨启泰、桂华山和王雨亭等组织的“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战委员会”,陈彩美等组织的“抵制日货总会”等367个抗日团体。菲律宾华侨子弟在李清泉领导下,还组织救国义勇队,准备共赴国难。翌年,东南亚各抗日团体集会新加坡,联合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它是海外华侨史上第一个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李清泉担任该会的副会长。

  与此同时,鼓浪屿侨界也成立“华侨抗日救国会”,发动鼓浪屿的归侨、侨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张圣才、王双游和王明爱等鼓浪屿华侨、侨眷则在菲律宾侨界的协助下,建立抗日情报小组,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要的贡献。印尼归侨、鼓浪屿英华中学校友陈镇和以及桂汉民、何启人等家在鼓浪屿的华侨、侨眷则北上加入空军战斗行列,直接和日寇鏖战长空,保卫中华民族的尊严。陈镇和最后以身殉国,他是鼓浪屿华侨的骄傲。曾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的鼓浪屿华侨林可胜于卢沟桥事变后,即从新加坡回国,在火线上领导红十字总会从事救助伤病员的工作。

  1938513厦门沦陷,乡亲们四处逃难。时任菲律宾中华商会会长的李清泉立即派遣鼓浪屿华侨桂华山赴香港接济厦门难民,同时筹款向泰国、越南采买大米,通过香港分批运至鼓浪屿接济难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吴伯谦、陈定和洪如丝等旅菲的鼓浪屿华侨及其子弟组成“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配合侨居地人民,战斗在丛林中,直到抗战胜利。华侨林谋盛原在鼓浪屿英华中学读书,抗战期间在新加坡积极参加“南侨总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继而在东南亚盟军总部从事敌后情报工作,不幸壮烈牺牲。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黄登保、马寒冰和王唯真等鼓浪屿华侨热血青年投奔延安,走向抗日战场。华侨和祖国人民心连心,经过八年的浴血战斗,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反法西斯战争,自始至终凝聚着包括鼓浪屿华侨、侨眷在内所有炎黄子孙对祖国的碧血丹心。

  五、华侨与近代厦门港

  鸦片战争后,厦门开埠。厦门港的发展,是和包括鼓浪屿在内的闽南华侨所发挥的作用分不开的。通常都认为,厦门港的发展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根据不平等条约,厦门设立了海关税务司等机构,洋商、领事和传教士才开始乘机蜂拥而入,在厦门设洋行,划租界,倾销外国商品,继而又到鼓浪屿“永租”私地,建造公馆、领事馆、俱乐部和教堂等等,使厦门港口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知道,航运业和商贸企业的发展是港口兴旺的主要标志。在航运业方面,鸦片战争前中国与南洋、东洋进行航运贸易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木帆船,海外华侨也同样拥有和经营这种远洋航运的船舶,并且是他们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19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的新式轮船开始逐渐取代了帆船(在此之前,来华的外国人主要也是乘坐西洋帆船和少量的蒸汽帆船),远洋的航运业几乎全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西方势力的得寸进尺,刺激了华侨在远洋航运业的发展。1854年,新加坡薛氏兄弟合资创办锦兴船务行,开辟新加坡与厦门间的航线,并在厦门设锦兴分行。1875年,新加坡华侨邱忠坡(Kuo Tiong Poh,或译成郭顺保)公司的轮船就悬挂着英国国旗,来往于中国与东南亚的航线上,与外国轮船公司进行角逐。邱忠坡是厦门海沧新垵村人,早年出洋,1875年在厦门创办万兴轮船公司,其后还参与太古洋行的投资,兼营进出口贸易。当时闽粤移民半数是搭乘该公司的轮船从厦门前往新加坡、曼谷和西贡。根据中国航海史的研究成果所载,鸦片战争过后不久,海外华人的船只必须悬挂殖民国家的国旗。因而,开往厦门的锦兴船务行和万兴轮船公司等华侨所拥有的轮船都悬挂着英国国旗。因为挂着外国国旗,当时英国人把持的厦门海关税务司就把华侨的船只统统归入外国公司处理,并记录在年度报告里面。在与外国航运势力垄断的竞争中,华侨及华商兴办的远洋航业不断在夹缝求生中艰难发展。继万兴公司之后,其中悬挂外国国旗川走于厦门与香港、东南亚等地的还有仰光华侨林振宗(厦门灌口人)等开设的宗记公司,新加坡华侨林秉祥(龙海人)的和济公司(又名和丰公司)。1910-1920年间,寓居鼓浪屿的爪哇华侨黄仲涵等设立的建源号,拥有二三千吨级的轮船6艘,载重量1万多吨,为所有华侨船行的翘楚。由此可见,当年停泊在厦门港的轮船,不全都是外国人的船只,其中也有悬挂外国旗而属于闽南华侨的帆船或轮船。

  商贸和企业方面也一样。据1870年的海关年度报告的统计,这一年厦门共有英国、德国和印度等国人开设的洋行14家,其中便有一家新加坡华人办的洋行在经营对外贸易业。华人创办的“洋行”发展很快。至1880年,全厦门共有此类商行48家,其中42家从事与中国北方口岸间的贸易,6家从事与福州间的贸易。这些华人的商行必然有不少是华侨创办的,例如1867年就有华侨和地方士绅合办的厦门机器厂,1881年有新加坡华人在鼓浪屿开设了一家生产铁锅的工厂——裕丰洋行。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一见到“洋行”二字,就笼统视为外国人的产业。

  上述那几位原籍厦门或周边地区的海外华侨,除了已知黄仲涵是鼓浪屿华侨外,其他人是否曾经住进鼓浪屿,这还有待于研究。此外,鸦片战争之后,海外华侨在厦门创办航运业和商贸企业的历史,也需要今后继续探讨。不过,闽南华侨对近代厦门港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争的事实。

  六、鼓浪屿华侨与岛上生活社区的形成

  城市的发展,生活社区的形成,房地产的开发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鸦片战争时期登上鼓浪屿的英国兵看到这里“地多岩石,起伏不平,大部分是不毛之地,但也有不干净的稻田穿插其间”,除此之外,还有“几座整洁的甚至是雅致的郊区别墅”。19世纪60年代,西方人根据不平等条约,纷纷涌进鼓浪屿,利用“民租”的手段抢先占据近海而风景优美的地段,大肆建造带花园的邸宅。从康奈尔大学所藏的那批19世纪80年代鼓浪屿旧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外国人进住鼓浪屿,并没有经过统一的规划,而是根据地形地貌随心所欲建造的,也缺乏真正意义的街道或马路,多数带花园的洋房外面都建有围墙,占地面积相当大。据所见资料反映,厦门海关税务司公馆占地就达22305亩,英国领事馆占地也有3695亩,气势张扬的西洋建筑和局促零散的闽南传统民居共存在鼓浪屿岛上,两者显得很不协调。这种状况正是清末中国的一个缩影。岛上除了一座供外国人使用的俱乐部,再有就是教堂和墓地,没有成片的民居和商店,1878年该岛只能“生产各种各样的冰和汽水,还有一家向居民供应‘纯净不掺水的牛奶’的公司”。当年的鼓浪屿只能算是一个华洋杂处的地方,根本不成为生活社区。

  鼓浪屿之成为一个生活社区,是从19世纪80年代华侨为主的中国人开始进住该岛后才形成的。他们的进住,势必带来房地产的开发。从海关1892-1901的年度报告书可以得知,这十年间,“富有的中国人从马尼拉和台湾返回,随之(在鼓浪屿)建起了许多外国风格的楼房以作他们的住宅”,连观念保守的现任道台都“开始表现出对外国建筑和外国生活方式的欣赏,……去年(1900年),他在鼓浪屿中心区弄到一幢欧洲式楼房”。可见,归国华侨在鼓浪屿的房地产开发,至迟19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随着海外华侨的大量回归,加上1902年成立的公共租界取消了原有的保甲制,和华洋杂处的背景等因素,20世纪以后,华侨在参与近代厦门城市建设的同时,自然会把家宅安置在鼓浪屿,并开始对该岛的房地产进行开发。现在保留下来的大量各种风格的南洋建筑,以及长短不一、错落有致的街巷,大多数是鼓浪屿设立了公共地界的期间,由叶崇禄、郭春秧、黄仲涵、黄奕住、黄仲训、黄念亿、李清泉、黄超龙、杨忠权、苏谷南和王紫如、王其华兄弟等东南亚华侨先后建造的。据工部局年度报告书记载,仅20世纪2030年代的十余年时间里,华侨富绅在岛上就建造了1014栋楼房,由华侨、侨眷投资建筑的别墅,占鼓浪屿居住建筑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之多。其中,印尼华侨黄奕住在鼓浪屿开发房地产的规模最大。他于1919年携巨资回国后,即开始在鼓浪屿建造住宅,在经营金融、实业等的同时,还投资开发房地产业,创建了日兴街和两侧的民房。从1918年至1935年的十几年间,仅黄奕住一个人就在鼓浪屿兴建了一百六十座现代式样的房屋,其投入的资金和建造的房屋,其金额和数量岛内无人可比。与之同时,印尼富侨郭春秧也建造了商住两用的锦祥街,菲律宾华侨苏谷南等开发的福州路商住街区等等。现在鼓浪屿的建筑总体格局,就基本定型在这个时候。房地产的成功开发,必然导致人口的增长,同时也带来各行各业的繁荣。教会学校和中国人创办的教育机构、医院以及各种各样的商店也都开设在鼓浪屿上。

  黄奕住、黄仲训等华侨在鼓浪屿开发房地产业,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多数是向外国人购买地皮和房屋重新开发。如黄奕住三和路的花园私宅原是一个法国医生的产业,其黄家花园别墅是拆掉原英商德记洋行的房子后扩建的,观海别墅则是向挪威人和法国领事馆购买或置换旧房重建的。黄念亿“海天堂构”的所在地,原是1876年外国人所建的俱乐部。有学者认为黄奕住等鼓浪屿华侨在该岛房地产开发中的这种做法,“有渐进地收回主权,挤走外国人在华经济势力的意义”。第二,在开发房地产业的同时,致力公用设施建设,完善社区功能。当年鼓浪屿与生活社区配套的公用设施,基本上是岛上的华侨、侨眷完成的。举其大端者如黄奕住创办的鼓浪屿中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俗称电灯公司,1928年创办)和厦门自来水公司(1932年对鼓浪屿居民供水),以及他独资兴办的厦门电话股份公司等。其他关系到民生方面的主要有缅甸华侨王紫如、王其华开发的鼓浪屿市场和电影院,印尼华侨黄超龙兄弟与缅甸华侨曾上苑合办的民产公司,使岛民的粪便处理问题得以初步解决,环境得到改善。此外,鼓浪屿的医院和学校也多数得到华侨的捐款资助。第三,鼓浪屿华侨所建造的房屋糅合中西建筑的艺术,式样新颖,用料讲究。尤为可贵的是所建楼房均与地形地貌相和谐,层高都能自觉控制在三层以下。至今这些建筑物仍然别具特色,其中大多数已被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申遗的要素。

  鼓浪屿的生活社区和住房建设如果没有华侨的开发建设,很难说能有今天这种规模、布局和风貌特色。

  七、鼓浪屿华侨与岛上企业

  近现代以来,鼓浪屿华侨、侨眷为振兴民族工商业方面,作出许多贡献,其中在国内影响较大的有1921年黄奕住在上海创办的中南银行。他在创立会上的演说中说:“我侨商眷怀祖国,报恩联袂来归,举办实业。待实业之举办,必恃资金为转输,而转输之枢纽,要以银行为首务。”其终极目的非常明确——报效祖国,振兴实业。其次,是1935年以黄奕住、李清泉等华侨的出资续办漳厦铁路。漳厦铁路筹办于1905年,当时还在海外的黄奕住已投资并成为大股东。这条铁路虽然终因国内政局多变和抗战在即等原因而受挫,但黄奕住、李清泉这些鼓浪屿华侨热心祖国和家乡建设的精神,得到了后代的赞扬。

  1920年厦门成立了市政会,开启了近现代化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给海外华侨带来了大量的商机。20世纪初,随着鼓浪屿生活社区的逐步形成,原来称得上是一个消费性质的地方,也因为华侨、侨眷的开办企业而开始发生变化。1908年,菲律宾归侨杨格非和黄廷元、陈天恩等十人收购设在鼓浪屿的英资慈化酱油厂,成立近代厦门第一家华侨投资的企业——鼓浪屿淘化罐头食品厂(简称淘化公司),生产酱菜、酱油和水果罐头行销东南亚各国。1928年,该厂合并为“淘化大同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移至厦门本岛。淘化公司是华侨把股份制、争创品牌意识和及时使用新设备新技术等全新的经营理念引进厦门民族企业的一个成功事例,因而其以“AMOY”为商标的产品畅销南洋各地,还在国际博览会上得奖。鼓浪屿公共地界时期,岛上还有兆和罐头食品有限公司、福建硝皮厂、南州花砖厂和东方江东冰水种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这些工厂和公司规模都不大,但都是华侨、侨眷投资创办的。20世纪以来侨办的这些企业,招集了一批产业工人,从而丰富了鼓浪屿的社会结构,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增强了该岛社会生活的活力。

  八、鼓浪屿华侨与近代鼓浪屿教育

  近现代鼓浪屿的社会以其多元文化的格局为学术界所重视。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与华侨有着至关密切的关系。

  早在鸦片战争前,厦门、鼓浪屿的居民已有下南洋的经历,因而“对欧洲人的风俗习惯”和东南亚各地的社会风情并不陌生。所以,当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滚滚而来之际,厦、鼓人民在心理上相对会比较从容。本文上面所举的那位为英国首任领事充当临时翻译的人,就是新加坡归侨。1850年协助美国传教士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和罗啻(Elihu Doty)编撰“闽南白话字”字典的本地人杨乔年,很可能就是归侨或侨眷。

  早期出洋的闽南人多数是不识或略识“之乎”的城乡劳动人民,在异国他乡的奋斗生存,使他们逐渐感到读书识字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会从唐山招来一些读书人,在侨居地办起私塾或义学来帮其断文识字。如1691年印尼的巴城就有了私塾式的义学,到1900年全印尼已发展到有439所私塾和义学。1849年新加坡也创办第一所义学——崇文阁。但这些私塾和义学差不多都是用闽南方言讲授,教材又以《三字经》《千字文》《孝经》和信札作文等为主,教学效果不理想,很难跟得上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19世纪80年代华侨开始回国到鼓浪屿居住,他们自然把子弟接受华文教育的期望托付于岛上的教育机构。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为了传教需要,已经在初期识字班的基础上先后在鼓浪屿办起教会学校。这些教会中小学校是:福音小学(1844年后创办,1909年与民立小学合并为福民小学)、毓德女子学校(1870年,初名田尾女学堂、花旗女学)、怀仁女学(1877年,初名乌埭女学)、澄碧中学(1881年)、明道女学、寻源书院(1881年,后为寻源中学)、养元小学(1889年)、怀德幼稚师范学校和幼稚园(1898年),继而又有英华书院(1898年,后为英华中学)、教孺园、育粹小学(1905年,后改为美华学校)和维正小学(1912年)等,此外还有观澜、回澜两所“圣道学校”。早期的教会学校的办学目的在于“引导儿童、青年明道信主”,决不是单纯为了要提高中国人的文化素质。不过,由于清朝末年国内改良主义思潮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从19世纪70-8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不得不增加《地理头绪》《天文地理略解》之类的西方科普课程,寻源书院等个别学校也适当添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和国学读物。

  鼓浪屿的教会学校都得到了素有热心教育传统的爱国华侨的捐款赞助。寻源书院是“本市最早一所得到菲律宾华侨输款资助的侨助学校”,福民小学也得到华侨杨忠懿、叶清池等的捐助。毓德、英华这些教会名校的维持和发展,也离不开华侨、侨眷的助力。1898年,厦门同文书院的创办和办学,也同样得到鼓浪屿华侨叶清池和李清泉、黄奕住、黄秀烺等人的经费支持。

  20世纪开始,鼓浪屿的教育状况发生了变化。当外国人还在沾沾自喜于华侨已“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子女所受到的外国教育的优越性”的时候,中国人的自办学校已经开始起步。清朝末年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19064月,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在黄奕住、黄廷元等华侨的资助下,在鼓浪屿开办,同年官办中学堂也在厦门设立。据海关年度报告记载,从1907年至1911年,整个厦门新开设了8所小学堂,1所商业学堂,“所讲授的科目包括历史、地理、伦理、哲学、中国经典、体育、唱歌、绘画、汉语、算术、英语和音乐”。20世纪的前三十多年,鼓浪屿先后有南安公会归侨集资创办鼓浪屿武荣中学,以及华侨捐助的公立普育小学、新华中学、中山中学、民生职业中学、思明女学校和思明、光华、三民和平民等几个中、小学校。这批学校办学的时间或长或短,但多数都得到过华侨、侨眷财政上的支持。此外,1935年黄奕住等华侨、侨眷还集资创办了鼓浪屿中山图书馆。华侨、侨眷捐资助办的这些学校,使鼓浪屿的近现代教育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

  据资料统计,至1911年小岛鼓浪屿的人口才有12000人左右,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也才有43000人,却拥有十余所教会学校,无论从人口还是占地面积来看,其教育机构的密度已超过饱和程度。鼓浪屿华侨、侨眷为什么还要那么热衷于倾资办学?唯一的解释是:中国人自办学校的课程,正好满足了他们让后代接受祖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需求。否则,他们何苦越过重洋把子女送回唐山读书?1926年,由于国民政府颁布了收回教育权、整顿中小学校规程的政策,自此“教会学校的控制权正逐渐转入中国人手中”,教学上的“中国化”也逐步增强了。这种变化更加符合鼓浪屿华侨的愿望,因而他们踊跃让子女回来求学,也乐意为教育事业解囊输将,所以20世纪10-30年代,鼓浪屿教育事业才呈现出一种多元共进、中西兼容的发展趋势。

  近现代鼓浪屿的教育发展过程,不能过分夸大教会学校的作用。鼓浪屿华侨、侨眷才是促进当地教育事业发展的真正动力。

  结语

  千百年来,闽南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活跃在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无论是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或者经历过椰风蕉雨最后息影桑梓,他们经过了海洋文化的洗礼,不但开阔了视野,原先蕴聚在血液中那种闽南文化的家国情怀,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当鸦片战争厦门开埠之后,厦门,尤其是鼓浪屿逐渐成为闽南华侨聚居和报效祖国的地方。他们在参与促进近代厦门港发展的同时,也把鼓浪屿当作参加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大本营。特别是20世纪以后,厦门开始了现代港口城市的规划建设,更是吸引了大量的华侨回国大展宏猷,鼓浪屿因而成了著名的侨乡。在鼓浪屿沦为公共地界期间,作为岛上居民的主要组成部分,许多华侨精英人物怀着“收回主权,挤走外国人在华经济势力”的爱国热情,积极在当地开发房地产,致力于公用设施建设和推动华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是鼓浪屿华侨,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小小的岛屿上,主动去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如东南亚以及日本等国家、地区的异国风情,以及我国沿海几个开埠城市和厦门周边地区的区域文化,才逐渐形成近现代鼓浪屿那种多元的文化特色。

  在鼓浪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不仅仅要保护岛上所有“申遗要素”和风貌建筑——大多数属于华侨、侨眷的业产,更应该以闽南侨乡为切入点,透过这些具备可视性的建筑物和建筑群体、道路街巷,深入探究鼓浪屿华侨的历史与特质,因为它不但是近现代该岛人文方面的核心精神,也是闽南文化研究最有现实意义的一个领域。从广义上来说,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尽管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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