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鼓浪屿国际社区的形成与演化
2018-02-12 字体显示:

  李艳林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讲师)

  内容摘要:近代鼓浪屿是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典型19世纪国际社区。这一国际社区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就是多元文化展现的过程。受不同文化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居民逐渐进入鼓浪屿居住,不同的居住理念、生活方式都在鼓浪屿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最终汇集出鼓浪屿社区的蓝图。近代鼓浪屿社区的形成与演化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本地华人依循山形地貌逐渐进入鼓浪屿居住形成早期传统居民聚落,这是鼓浪屿传统居民生活区的基础;第二个时期,外国侨民进入鼓浪屿开始规模的建设活动,鼓浪屿现代社区的雏形基本形成。第三个时期,返乡华侨、华人在鼓浪屿掀起了建设浪潮,鼓浪屿社区得到极大的发展与完善。

  鼓浪屿社区由多国侨民、本地华人、返乡移民共同参与管理和营造。在社区建设过程中,不同的群体自觉、不自觉的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投射于鼓浪屿国际社区建设与演变中。

  关键词:鼓浪屿早期居民聚落社区演化多元文化融合

  近代鼓浪屿社区的形成与演化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完整展现。鼓浪屿社区由华人华侨、多国侨民共同参与管理和营造,其格局形成发展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间,受多元文化影响,凝聚为这一历史阶段独特的物质文化景观,是当时别具特色的经典国际社区。

  一、鼓浪屿的地理空间与早期居民聚落

  鼓浪屿社区范围清晰,地域集中于一岛,岛屿四面环海,海岸线长,历史上分布有多个码头。岛屿基本由花岗岩构成,覆盖有厚薄不等的土壤,以丘陵地带为主。面积不大的岛上分布有龙头山(也称岩仔山)、升旗山、鸡冠山、旗仔尾山(今英雄山)、鸡母山、浪荡山(又称骆驼山)、笔架山、坡仔尾山、大石尾山和燕尾山等山丘,①一系列山丘基本形成两组,成南北、东西向十字形分布,把鼓浪屿分割为不同区块,日光岩位于鼓浪屿中部偏南的龙头山顶端,又称“晃岩”,为鼓浪屿最高峰。岛上无地理意义上的河流,历史上曾经有记载的龙头河、港仔后河、旧庵河、祖公河、园河实际上只是下雨时排泄积水的水沟②。整体而言,鼓浪屿岩石多,适合耕种的土地少,不符合农耕社会要求。

  不过早期居民依然选择在鼓浪屿居住,并逐渐形成聚落,这与鼓浪屿占据区位优势有一定的关系。以周边地理环境而言,鼓浪屿距厦门岛西南海500米,靠近九龙江出海口的咽喉要道,隔岸可望海澄、嵩屿;对内水道直通厦门内港;对外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海上交通要冲,也是早期海上贸易航线重要通道;区位优势明显。目前虽然没有明确的开发鼓浪屿的起始时间的史料确证,但鼓浪屿一直留有海商、渔民或海盗造访的痕迹。居民选择在鼓浪屿居住的比较明确记载多显示为元代。明代推行禁海政策,使鼓浪屿受到一定影响。清末明初民族英雄郑成功来厦,又在鼓浪屿上留有操练水师的遗迹。《鹭江志》记载清初厦门港附近有神前澳、长塔澳、涵前澳、高崎澳、鼓浪屿澳这五大澳③,鼓浪屿名列其中。清代收复台湾后,开放海禁,建立关税制度,鼓浪屿是闽海关的“通洋正口”,下设的青单小口。为加强船舶的管理和保护港口的安全,清政府在厦门港内外海域及各岛屿要害处设五营汛地,其中鼓浪屿是五营汛地之一,归同安县管辖,并设有墩台。④这与鼓浪屿控制九龙江流域,占有区位优势不无关系。

  凭借有利的区位优势,鼓浪屿早期居民在岛上根据山势地形,选取环山面水的地方居住。鼓浪屿上的山丘、岩石自然的把鼓浪屿切割为几块,这些自然分割的区块是鼓浪屿早期聚落形成的基础。早期居民进入鼓浪屿开发,形成内厝澳、岩仔脚、鹿耳礁三个传统居民聚落。

  内厝澳聚落是鼓浪屿上形成时间最早的传统聚落之一,也是早期居民最早进入的地区。有资料记载南宋时期就有福建龙海人居鼓浪屿,最早开发内厝澳聚落⑤。又有记载,元末明初,嵩屿李氏渔民为躲避风暴来到鼓浪屿开垦,在岛西北部建房定居,形成的早期村落,称“李厝澳”。后李姓迁离,迁入者改“李厝澳”为“内厝澳”⑥。传说当时“李厝澳”居民过着半农半渔的典型闽南渔村生活,建村时筑了一座小庵,庵前有条河叫“旧庵河”,因而有学者认为“旧庵河”是鼓浪屿早期居民的汇集地,“旧庵河”也是“内厝澳”旧路段的俗称⑦。另有文献记载宋末元初,黄氏家族黄清波进入鼓浪屿定居,成为黄氏这一派系开基鼓浪屿的第一世祖。民间有“黄山黄海”传说,都是黄姓居民较早开发鼓浪屿证据,其时间也可以上溯到元代⑧。学界对鼓浪屿早期居民及最早的发源地有诸多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较早有居民在鼓浪屿生活,无论鼓浪屿最初发源地在何方,几经变迁,原有聚落形态形成。宋、元时期聚居鼓浪屿的居民以渔业、农为生;明、清时期“内厝澳”已经基本发展成型,生产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目前保留有“黄氏大宗祠”、“种德宫”等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

  岩仔脚聚落形成的时间也相对较早。清代来自厦门石洵的黄氏家族进入鼓浪屿开发,所建村落面朝厦门的东部地区,背倚“日光岩”(又被称为“岩仔山”),被称为“岩仔脚下”。清代初期,“石浔黄氏”来此地定居建村,在“岩仔脚”开发了“竖坊”与“鱼池仔内”一带居民区,现今依然留存的代表性建筑“兴贤宫”⑨。清嘉庆元年,“岩仔脚”内的“草埔仔”一带得到开发,形成今天的“黄氏小宗”、“大夫第”、“四落大厝”等目前保存较完整的一组传统建筑。几个规模不大的居民空间通过宗教建筑逐渐衔接到一起形成“岩仔脚”居民聚落的核心。

  鹿耳礁聚落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早期的“鹿耳礁”是礁石名也是路名,当时鹿礁路,福建路、复兴路一大片土地得到开发,分为顶鹿耳礁和下鹿耳礁。⑩在三个居民传统聚落中,鹿耳礁聚落开发得相对较晚,建筑密度也不算高。清嘉庆年间,曾经开发过“内厝澳”的“锦宅黄氏”宗族的一支,来到“鹿耳礁”一带居住,形成“鹿耳礁”传统聚落。内厝澳来的“黄氏”一支被称为“鹿耳礁黄”,可推测当时内厝澳居住空间趋于饱和,内厝澳的黄氏居民开始向外寻找其他适合居住的生存空间,最后促成岛上的“鹿耳礁”聚落的开发。鹿耳礁黄氏建了名为“垂裕堂”支系的祠堂。另外聚落内“四美堂”是专门祀黄氏旁系的祖先的祠堂聚落位于升旗山西北侧山脚下,沿山脉分布,逐渐发展到海滨,经过几代人开发,聚落形态逐渐成熟。

  二、近代鼓浪屿国际社区的形成

  鼓浪屿社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19世纪中叶厦门开埠影响,原住民、多国侨民、华人华侨共同推动了社区的形成。近代鼓浪屿国际社区的形成与演化有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由外国侨民推动。鸦片战争后,英军占据鼓浪屿,开始一系列建设活动,1841年到1846年英军占领鼓浪屿近5年时间,因占领鼓浪屿的英军感染疠疫,病死近百人,外国人认为鼓浪屿不卫生,所以早期在鼓浪屿居住的外国人不算多,但近代外国人进入鼓浪屿居住这一事实已不容否认。

  早期外国人还是选择鼓浪屿驻扎居住,主要原因是鼓浪屿的安全保卫工作较好维持。鼓浪屿全岛方圆不到五里,英国士兵可以快速控制全岛,一旦特殊情况发生,停泊在海面上外国军舰可以直接攻打厦门,也可以快速撤到外海,因此英国军队虽然认为鼓浪屿不宜居住,但还是选择作为他们临时驻扎地。从已有的资料记载看,外国医疗传教士较早来到鼓浪屿,他们担任医生和传教士的双重角色,1842年,英国传教士卡明医生就在鼓浪屿开办诊所。18423月美国圣公会的雅裨理和来自同一教会的医学传教士文惠廉到厦门传教,并被安排在和厦门仅有一水之隔的鼓浪屿。在他们看来,鼓浪屿范围受限,并非理想的传教地,最终还是将工作重心转向厦门。不过184211月,英国在鼓浪屿首先设立了“领事事务所”。184411月,第二任领事阿理国在鼓浪屿南部的悬崖上修建住宅,也就是今天鹿礁路14号,这是鼓浪屿上第一幢欧式别墅。

  早期的外国人选择鹿耳礁聚落附近建设,鹿耳礁依山脉而建,延伸到海岸边。鹿耳礁一带与面向厦门的海滨最近,聚落内升旗山是鼓浪屿内除了日光岩外的第二个制高点,山上视野开阔,便于观景;这样的地理环境符合外国人对居住空间的选择,且鹿耳礁聚落周边海滨区域开发空间较大。英国领事官邸在鹿礁顶,居高临下,南侧和东侧保留了大片自然景观,英国人修建了台阶式小路,终点通向田尾海滩。最早在鼓浪屿出现的西式建筑建立在最高点,虽然靠近鹿耳礁传统聚落,但与当地居民没有产生实际的居住空间冲突。不过外国人的住宅空间逐渐向海滨延伸,在1945年厦门出现了第一家洋行——德记洋行,德记洋行在鼓浪屿覆鼎岩海边建屋,后来出现的和记洋行在三丘田海边建屋。

  鼓浪屿国际社区的逐渐成型还是在小刀会起义后,1853年小刀会起义,外国人在兵船的保护下多数前往鼓浪屿定居,给外国人进入鼓浪屿提供了一个契机,外国人便蜂拥踏上鼓浪屿,在鼓浪屿建设房屋。1862年厦门英租界正式开辟,英国当局在租界划定后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官方建设活动,其中也包括鼓浪屿。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人的建设活动逐渐蓬勃,1863年英国在鼓浪屿的海关大楼落成,英国领事馆正式搬到鼓浪屿办公,从1865年起,海关税务司便在岛上大造公馆楼房,接着海关税务司公馆、副税务司公馆、海关同人俱乐部、理船厅公所、“帮办”楼、缉私舰舰长宿舍、巡灯司公馆和一大批海关职员宿舍相继建立。美国在鼓浪屿田尾球场埔边设立“交通邮政办事处”,1865年后租用三和路楼房,改办事处为驻厦领事馆,西班牙、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领事馆也相继在鼓浪屿落成。因厦门地域受限,外国侨民选择在鼓浪屿居住,每日坐轮渡到厦门上班。早期鼓浪屿上外国侨民人口最多的是英国人,据1878年前后统计,居住在岛上的外国人为193人,其中英国有133人。英国作为当时最大的对华贸易国,在1843-1864年间,在近代中国主要在沿海口岸掀起了设立领事馆浪潮,对其它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对鼓浪屿产生影响,各国跟随其后建立领事馆及附属建筑,截止1865年,鼓浪屿有英、美和西班牙三国设有正规领事及由洋行经理兼任其它国家领事馆。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居住鼓浪屿的外国人数快速上升,伴随他们对生活需求的增长,鼓浪屿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机构开始增加,进而促使了公馆、学校、俱乐部等建筑群落的出现。1902年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英、美、法、日、西班牙、荷兰、丹麦、葡萄牙、奥地利、瑞典、挪威等国的商人也都聚集到鼓浪屿,这是外国人进入鼓浪屿居住的又一波浪潮。

  三、近代鼓浪屿国际社区的演化

  19世纪末大批台湾富商、闽籍返乡华侨因鼓浪屿社区的生活安定、现代化程度较高而选择在鼓浪屿居住,也有不同地区的闽南人因鼓浪屿的繁荣而来岛上谋生。另外为避民国初期的战乱,达官贵人及富商也选择在鼓浪屿居住。他们巨大的居住需求促成了鼓浪屿社区发展第二个重要时期的到来。鼓浪屿社区建设的主要驱动力也由外国人转为由返乡华侨、本土华人主导。这个时期,外国人的建设发展放缓,华侨置业建房,开设房地产公司,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商贸设施全面覆盖鼓浪屿全岛范围,经过近20年的建设,鼓浪屿社区得以蓬勃发展。特别在1920-1930年间,鼓浪屿建设浪潮达到高峰,岛上居民剧增,华侨和侨眷在鼓浪屿兴建了约1100幢别墅住宅,占鼓浪屿建筑总数的70%。鼓浪屿东南部鹿礁路、福建路片区得到更多元化的开发,洋人的教堂、领事馆建筑得以保留,同时华侨、富商进入这个街区投资地产,改建了原有的联合俱乐部等建筑,华侨建筑“怡园”这是闽南现存最早一座由华侨建设的洋楼,福建路上有著名的黄荣远堂大型建筑、福建路海天堂构。这些建筑既有异国地域的个性,又有中国西方文化的融合性。

  华侨的建设缺少规划,属于见缝插针的建设,却鲜明地展现出华侨群体对地方传统文化与多国文化融合的理解。华侨群体在受不同文化的潜在影响下创造了个性鲜明的厦门装饰风格建筑,海外华侨接触过世界最新的信息,思想开明,经济富足,他们建设新宅运用了外国人使用楼房之外的空间概念,在建筑风格上追求世界最新的潮流并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特性。鼓浪屿有70%左右的建筑为20世纪初至2030年代所建造,这时期的建筑数量多,占地大小不一,有强烈的群体文化个性。华侨华人既改造原有聚落,也开发新的区域。鼓浪屿社区的空间结构呈现出密集复杂的网络。这时期中外居民住宅区域相互融合,消解了中西文化区域边界,鼓浪屿发展为多元文化相融合的国际社区。

  华侨在这个时期对鼓浪屿的影响逐渐扩大,从工部局统计的鼓浪屿华侨的产业估值也能看到这种变化。早期,华人产业估值和外国人差不多,1903年,华人产业税为4829.22元,外国人为470614元;1907年,华人为827553元,洋人为842853元;数额相差都不大,但随着官绅富商和归国华侨相继迁居鼓浪屿,购买地皮建筑房屋,华侨的势力逐渐增强,他们所缴交的房产业税也逐年递增,超过外国人,数据显示,1909年,中国人的房产业税为946517元,洋人为830143元;1910年,中国人为1024835元,洋人为776857元。到了1931年,华人所缴的产业税比洋人多至52倍,中国人为6399775元,外国人则为1220994元。随后鼓浪屿开始出现几位有影响力的华侨富商,他们都参与到鼓浪屿的现代基础建设之中。如林尔嘉于1907年创电器通气公司在厦门和鼓浪屿推广电灯、电话;黄奕住投资银行、地产,经营电话公司,筹建自来水厂;李清泉投资地产。他们除了投资盈利性质的行业外,他们还扶持教育、医疗以及面向普通民众的宗教及文化娱乐活动,逐渐变成稳固鼓浪屿国际社区的中流砥柱。

  1930年,厦门的英租界虽被收回,鼓浪屿公共地界却依然单独存在,外国人在岛上生活的格局并未发生转变。1938年,日军进攻厦门,几天内10多万难民涌入鼓浪屿,有大批华人上岛躲避战火,这是鼓浪屿社区的战乱时期,社区的发展因而停滞。1945年国民政府正式回收公共租界,鼓浪屿租界时代结束。

  四、结语

  整体而言,在原有三个传统聚落的基础上,鼓浪屿社区面积不断向外扩大,内厝澳与岩仔脚在原有空间基础上继续发展,内厝澳则更守旧,依然保持相对传统生活形态。19世纪后外国人进入鼓浪屿,最先选择的居住区域大多集中在鹿耳礁聚落附近的山上高点及海滨,而内厝澳聚落因开发较早,原有的居住密度高,反而不是外国人的最佳选择。随着其它区域的现代发展,内厝澳一度被称为“贫民窟”。

  较早进入鼓浪屿的外国人主要是军人及传教士,接着有在厦门任职的各国领事、海关机构的公务人员,洋行职员和商业贸易从业人员。在这批外国侨民的推动下,鼓浪屿国际社区基本成型。鼓浪屿社区的形成明显具有19世纪欧洲城市建筑的风格。主体建筑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官方建造,为领事馆及附属机构,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建设理念;第二类为教堂和教会机构,传教士来鼓浪屿时间较早,他们也陆续在岛上建设,1863年英美三公会在鼓浪屿的鹿耳礁建立了最早的教堂——国际礼拜堂;第三类是外国商人创办的洋行、公司及银行等商业机构的建筑。洋行等商业机构在鼓浪屿上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有的国家让本国商人兼任“领事”,如:德记洋行老板除了进行日常经营活动外,还兼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驻厦门领事,洋行一名员工还代理过美国领事。此外,外国人在鼓浪屿还建有货栈、码头。随着外国侨民进入鼓浪屿定居,鼓浪屿社区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外国人进入鼓浪屿的初期,城市建设以居住在岛上的外国人为主导,岛屿上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华人或外国人住区的文化边界。住区建设注重景观视野,新建的外国人住区与原有的华人聚落并存。早期的外国居民他们建设住宅的时候,依循西方现代的居住理念,选择视野较好的山顶高点,最大限度展现临海景观,这并不符合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因而实际上与原有聚落居民不会产生争夺生存空间方面的巨大矛盾与冲突。早期建设为经过预先规划,建筑大多为带有园林和草地,占地面积大。使馆、教堂、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的建筑密度也较低,从而形成社区空间开放,布局自由随性的特点。

  随着社区的形成与发展,外国人的主要建筑集中在“燕尾山、笔架山、鸡母山、旗仔尾山”这条界线以东靠近厦门的方向的海滨地带,在鼓浪屿的东南面大致形成外国人的住区空间。1902年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后,对居住空间的需求扩大,外国侨民在鼓浪屿的建设重心逐渐向岛屿西北扩展建设,与原有传统社区有所融合。加上返乡华侨的大力推动,20世纪以后,岛上中西文化之间的地理界限日渐模糊。西方现代城市管理制度,及市政规划制度被引入并运用到鼓浪屿社区建设活动中来;同时鼓浪屿原有居民在宗族秩序支配下的居住生活模式与风俗习惯保留沿用下来,在鼓浪屿上本来两个相对独立的居住空间开始相互影响,继而相互融合。返乡华侨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融合又为鼓浪屿国际社区注入了新的元素,社区的建设风格突出,大量见缝插针式的建设,使中外居住空间的界限更模糊。最终形成无明确的分区制度、西式建筑与原有闽南传统建筑并存的格局。

  这一时期,鼓浪屿国际社区发展完善,拥有全国领先的近代化教育体系,该教育体系紧跟当时世界近代化教育的潮流,覆盖从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各阶段,对中国岭南地区及内地的近代教育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依托早期的教会医院及护士学校,鼓浪屿建立了当时在国内技术及理念都非常先进的公共医疗、护理及救助体系,其影响十分深远;同时,鼓浪屿拥有技术先进的电报、电话、自来水供水等基础设施,并拥有球场、延平戏院等文体娱乐设施,带动文化、体育活动蓬勃发展。鼓浪屿社区设施的建造质量和服务水平在当时是罕见的,而相关的物质遗产也以较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留至今,成为当时岛上社区生活状况的见证。

  注释:

  ①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鼓浪屿文史资料》(下),厦门,2010年,第304109页。

  ②李启宇,詹朝霞:《鼓浪屿史话》,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薛起凤主纂江林宣,李熙泰整理:《鹭江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周凯:《厦门志》卷四,道光19(1839)福建玉屏书院刊本。

  ⑤泓莹:《鼓浪屿原住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前言1页。

  ⑥同②,第7页。

  ⑦杨纪波:《鼓浪屿地名沧桑》,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鼓浪屿文史资料》(上),厦门: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编印,2010年,第210页。

  ⑧陈全忠:《黄姓与鼓浪屿的开发》,载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编印:《鼓浪屿文史资料》(下),2010年,第6-7页。

  ⑨同⑧,第9-10页。

  ⑩张镇世,绿风编:《鼓浪屿山水地名考》,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第三辑,厦门:厦门市郊区印刷厂,1980年,第171页。

  同⑧,第8-9页。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

  李启宇:《厦门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5页。

  洪明章:《百年鼓浪屿》,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何丙仲辑译:《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

  洪明章:《百年鼓浪屿》,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编;徐家宁撰文:《大航海时代与鼓浪屿西洋古文献及影像精选》,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

  毛剑杰:《理想年代鼓浪屿建筑的融合之美》,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何书彬:《奔腾年代:鼓浪屿上的商业浪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0-61页。

  同,第25页。

  同,第87-88页。

  同,第38页。

  同,第194页。

  同,第293页。

  同,第4页。

  陈志宏:《闽南近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49页。

  林丹娅:《鼓浪屿建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厦门的租界》第十六辑,第153-154页。

  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鼓浪屿文史资料》(下),厦门,2010年,第135页。

  苏西:《鼓浪屿宗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同,第60-6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鼓浪屿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公约》, 2016年,第58页。

  同①,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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