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厦门学的研究与思考
2018-02-11 字体显示:

  陈耕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内容摘要:开展厦门学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厦门机遇;厦门学的概念与范畴;闽南学与厦门学的异同;厦门文化与闽南文化的关系;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使新兴海港城市厦门具有独特的文化性格,并成为现、当代闽南文化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引领者。

  关键词:时代闽南文化厦门学

  一、开展厦门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与厦门机遇

  识时务者为俊杰。认识时代的潮流,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只有顺潮流而动,走历史要走的路,搭上时代的列车,我们才能飞速向前。

  (一)世界的潮流

  当今世界正呈现出:经济全球化、世界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态势,这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

  过去五百年,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进入21世纪,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迅猛崛起。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超过美国,世界经济呈现出东西平衡的趋势,标志着西方中心的经济全球化已经结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已经开启。

  在西方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时期,西方文化裹挟着经济、军事的强势渗透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盛行一时,经济全球化似乎必然也要文化西方化。

  文化的力量不仅自本身衍生出来,同时也要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力量。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经济上取得了优势,其基本的经济体制和规范在世界上得到了传播。他们积累了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的先发优势。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依靠这种优势向全世界渗透和传播,成为西方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处于劣势,并由此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它们的文化价值面临巨大的挑战与危机。

  这种趋势使文化更直接地与主权联结起来,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文化也就是捍卫主权。许多国家提出“文化安全”问题,同时努力加强自己的“文化主权”。发达国家之间也渐渐出现这样的苗头,比如法国就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国家的电影等文化产业。

  可以说,世界文化是唯我独尊还是相互尊重、百花齐放,这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各种力量角力的主要焦点。

  在这种背景下,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推动下,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会议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明确宣布:坚持“所有文化同等尊严和尊重原则”,“文化多样性对于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保护、促进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是当代人及其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等。

  经济全球化下的文化多样化并不是自今日始。早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60多个国家就签署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世界各国都在思考自己的文化定位,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留住自己的文化之根,并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此背景下,地方学研究在全世界蓬勃兴起。笔者去年参加北京学研究的基地举办的中日韩地方学研讨会,了解到地方学研究在日本和韩国早己普遍开展。地方学已经成为世界社科研究的显学。

  (二)中国的潮流

  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正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经历了毛主席领导我们站起来,争取政治独立的时代;邓小平领导我们富起来,争取经济独立的时代,现在进入习总书记领导我们强起来,争取文化独立的新时代。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关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断,以及在世界儒学大会上的讲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话、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推行,表现出我们党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文化自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文化建设正成为人民群众日益自觉的行动。

  中国的发展令人瞩目,而中国的高速发展,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支撑。世界各国都想了解中国发展的秘密,都在开展对中国发展实践与经验的研究。世界对中国的研究,已经从过去着重于历史文化的汉学研究,发展成对当代中国全方位的研究。中国学己经成为世界研究的重要焦点。

  国外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他们在文化学、人类学的领域中,提出了一个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

  大小传统(great and little tradition)这一名词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芮斐德(Robert Redfield)率先提出。芮氏以研究乡民社会而著名,他于1956年发表了《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与“大传统”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civilization)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学者、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reflective)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peasant)或俗民(folk)所代表的生活文化(Redfield196041~49)。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根据Redfield自己的意见,认为大小传统这一对观念也可称为“低文化”与“高文化”(high and low culture),以及“通俗”与“学者”文化(popular and learned culture)等等,但他仍然认为大小传统两词较为中立合宜,也较能表达他所指的一个文明中两个传统的意义。

  这一观念适于研究如中国这样古老文明的社会,因为我们的上层士绅文化或经典文化较为突出,所以容易引起学者的注意,史学家、思想家及古典学者的研究兴趣,大都长久集中在这些大传统文化方面,其成就向来也很高。只有在后来,人类学家与民俗学家才开始注意到代表大多数民众一般生活的小传统文化,认为这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而加以探讨。但是这种常被认为是从后门进来的研究,其对象与资料向来都被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也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部分,所以不易得到真正的共鸣。但是Redfield认为不论是大传统或小传统都对了解该文化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两个传统是互动互补的,大传统引导文化的方向,小传统却提供真实文化的素材,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

  Redfield的大小传统观念在人类学领域中虽被广泛接受,但是在古典文明的研究中,小传统的研究仍然是较受忽略的。在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中,小传统民间文化的研究也同样是经常被忽视,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它不仅在传统时代扮演提供大传统文化基本生活素材的角色,而且在当代的社会中也逐渐被认定是影响经济发展及产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但不能忽视,而且更应该加强。特别是在地方学、区域文化学的研究中,小传统文化的研究更显重要,因为地区文化所展示的民间文化或民俗文化所占的比重,实际上要比士绅文化或经典文化多得多。

  小传统里面地方文化、区域文化,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博”所呈现出来的丰富多彩。中华文化大传统、小传统各成体系,各有不同,但互为影响、相互吸纳,相辅相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风起云涌。从刚刚结束的海峡两岸地方学研讨会,我们了解到,台湾地方学的研究已经相当的普遍。大陆也已经有至少五十几个地方学在开展。北京联合大学的北京学研究基地,是首都智库重要成员,并担任中国地方学联合会轮值主席,推动地方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习总书记2016年“5·17”讲话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方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话语体系必须有中国的学术体系来支撑,而中国的学术体系,又必须有中国的学科体系来支撑。但是一百多年来学习西方,照搬西方,我们现在大学的学科体系,都是以西方分科治学的理念来建设的。比如我们的国学,本来是文史哲不分,但现在被切割成中文系、历史系、中国哲学系。这样一种西方的分科治学的学科体系,是难于建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建构真正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我们必须首先从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做起。而地方学由于属于小传统的学术范畴,因此还未受到西方分科治学的学科体系的染指。这正可能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突破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地方学学科的建设,来探索以中国系统性、综合性思维理念建构中国特色的系统性综合性学科体系。

  (三)厦门的机遇

  金砖会晤开启厦门的新时代,厦门人称之为“后金砖时代”。我们不能把金砖会晤仅仅看成中央对厦门过去成就的表扬和肯定,我们更应当看成对我们未来的期许和要求。

  习总书记在金砖会议上对厦门文化做了高度的概括,他说,厦门还是著名的侨乡和闽南文化的发源地,中外文化在这里交融并蓄,造就了它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海纳百川的气度。

  习总书记指出了厦门特殊的区位优势,指出了厦门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历史久远的影响,和至今依然紧密的联系。习总书记更指出,厦门在近现代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理念所创造创新的中外文化美美与共的闽南文化,引领了闽南文化在近现代的创新发展,是近现代闽南文化的发源地。

  闽南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五个港口的历史:1、宋元时期的泉州刺桐港,曾经是世界最大的港口;2、明代漳州的月港,打破明王朝的海禁,迎接大航海时期经济全球化第一波浪潮的中国最大对外港口;3、清以后的厦门港,曾经是闽台对渡的唯一口岸,福建水师提督、台厦道、兴泉永道、海防同知驻跸地,鸦片战争以后引领闽南文化现代化,又是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的出发地和归来港口,孙中山先生规划中的中国东南大港;41949年以后台湾的高雄港,由于西方的封锁,香港和台湾在30年里成为中国仅有的对外开放区域,台湾的高雄港一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的港口,台湾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电视歌仔戏、电视布袋戏成为当代闽南文化创新发展的典型;521世纪厦门、漳州9个港区组成的厦门港,在2010年吞吐量超过了高雄港,厦门港又一次站在了引领闽南人走向海洋的前列。

  尤其是2017金砖五国领导人厦门会晤,突显了厦门作为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的风范,也展现了厦门闽南文化传承性、当代性、世界性的风采。

  厦门的海洋历史文化,起点于新石器时代依海为生的古百越族,其后传承泉州、漳州,又凝聚了漳泉、台湾、南洋无数闽南先贤的智慧与心血。这些人都是漂洋过海、闯荡码头、见多识广,学习与融合了外国外地许多他者文化的精华,并将其带到了厦门,为厦门文化奠定了最浓郁的海洋基调。

  历史证明,谁是闽南最大的港口,谁就引领闽南文化的创新与发展;闽南的海洋文化,是千百年来,闽南文化生生不灭的重要发展动力。

  当今世界,海洋占地球的面积71%;世界的GDP80%产生于沿海一百公里地带;世界的贸易90%是海运。①海洋是人类当代发展的主战场、未来的新天地。人类,随着现代化向海洋靠拢。今天,我们必须在这个数据告诉我们的世界中来思考闽南、思考厦门。

  同时厦门又是一座城市,城市的文化,和农村的文化,有很大的区别。“城市是人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的中心。按城址分类,城市有山地型、丘陵型、平原型、海岸型,前三种城市中国古已有之,春秋战国研究齐备,唯独海岸型城市,汉唐才出现,而且久未发育充分。②”厦门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海岸型城市,并成为闽南和台湾海峡的中心城市。城市的文化总是更多地引领整个区域的发展方向。

  城市化,是衡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城市化率,美国达到97%。而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从17%发展到50%。我们距离世界发达国家80%的城市化率标准,还有相当距离。当今世界最发达的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现在中国正在推动粤港澳湾区。

  湾区建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重要的抓手。人类向海洋、向城市,向港口海湾型城市的集聚和靠拢,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发展大趋势。闽南金三角、厦漳泉同城化、海峡西岸经济区,正是福建人民、闽南人民共同的期盼和多年的努力。

  2010年,厦门和漳州九个港区建成的厦门港吞吐量超过高雄港,厦门,又一次成为台湾海峡两岸最大的航运中心,在世界走向城市,走向海洋的大趋势中,在港口引领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里,作为对台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厦门如何走向未来?

  战略支点城市,它的战略支点在哪呢?中共“十九大”习总书记讲,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寻找发展的支点,必须依托于这个城市的文化。厦门文化、闽南文化、中华文化,正是厦门建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的文化支撑。厦门学是研究厦门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升厦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综合性学科,非常必要,极其重要。

  海洋、港口、城市,使厦门成为今天闽南文化走向未来的出发点。开展厦门学的研究,推动闽南学的深入,正当其时。

  (四)可行性

  开展厦门学研究的可行性,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厦门学研究有相当丰厚的历史积淀。

  对厦门文化,厦门学的研究,并非自今日起。早在清代乾隆年间的《鹭江志》、道光年间的《厦门志》就有许多对厦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和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厦门市政协、厦门图书馆、博物馆、方志办都对厦门的方方面面有广泛的资料搜集和深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闽南文化和厦门文化的研究,更掀起一个热潮。厦门民俗方言协会、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台湾研究会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起来的。90年代初,在时任厦门市副市长蔡望怀的支持下,李永裕、陈照寰、方友义、李熙泰等前辈专家,主持编撰出版《厦门文化丛书》。丛书分三辑编撰出版,共三十多册,涉及厦门文化的方方面面,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很快脱销,后来又印了第二版。

  随着思想的解放,关于闽南民间信仰、闽南宗族文化、闽南民间习俗的许多资料和研究成果,也都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近几十年来,台湾和海外关于厦门的许多过去罕见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包括音像、图片资料和外文资料,被发掘和翻译出来。为厦门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与观点及丰富多彩的资料。

  总之,厦门的研究,是在相当丰厚的资料积累和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积淀上展开的。

  第二,厦门人民的伟大实践和创造,为厦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研究对象。

  从中左所的建立开始,厦门人民在抗击倭寇、反对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反抗日本侵略者,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海防前线斗争中,前赴后继,英雄辈出,被全国人民,誉为英雄城市,表现出不畏强权、敢于拼搏的英雄气概。

  从郑成功通洋裕国的山海五路海上交通贸易开始,厦门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地位。清治二百年,厦门成为大陆对台最重要的港口,成为闽南人民过台湾、下南洋的出发地和归来港。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并蓄、美美与共,体现出闽南人民开放包容的胸怀,和海纳百川的气度。

  城市和外贸的发展,也使厦门成为闽南最大的渔港。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厦门的海洋水产产值占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几,成为厦门市支柱性的产业。厦门渔民还发明了延绳钓、草席钓乌贼等先进的海洋捕捞技术,连日本人都专门派人来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嘉庚先生在集美建设潮汐发电站,厦门鱼肝油厂也曾经辉煌一时。还有白海豚的保护、文昌鱼的研究等等海洋工业、海洋科技、海洋生态保护,厦门都曾经走在最前沿。

  改革开放以后,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厦门自贸区的建设,厦门森林城市的建设,花园城市的建设等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了不起的成就。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背后,是厦门文化的支撑,都在等着我们去深入地研究它、了解它、传承它、弘扬它。

  第三,地方学的兴起,为厦门学研究提供了支撑和借鉴。

  随着世界和中国地方学的兴起,日本、韩国的地方学,北京学、鄂尔多斯学,为厦门学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提供了相互讨论、相互学习共同推动地方学学科理论框架构建的平台。

  第四,厦门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空前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厦门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传承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城市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极大地提升。厦门在2007年被确定为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厦门市政府成立了“厦门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厦门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2015年还专门制定和颁发政府法规《厦门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方法》。从2008年起,还通过教育部门推动“闽南方言与文化进学校”的工作。经过多年的试点推动,到2016年在全市所有义务教育的学校和幼儿园全面展开。2018年还将在高中和职业中学推展。许多民间社团、企业、个人,和乡村的宗族、庙宇、老人会都自觉自发地开展闽南文化的传承活动。这些,都为厦门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完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人文环境。

  综上所述,厦门学的开展,可以说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己经成熟。

  二、厦门学的概念与范畴

  社会科学的历史,就是概念与范畴发展的历史。如果概念还没搞清楚,决定概念的范畴没有搞清楚,也没有取得共识,就漫无边际地去研讨,我们的讨论就会失去方向指引。没有规范的学科范畴,我们就会偏离学科研究的轨道,就可能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这种情况在过去的研究中也是很常见的。所以,讨论文化、讨论文化学科,首先要关注概念,关注范畴。

  文化学科的概念由三个范畴所确定:空间范畴、时间范畴、内涵范畴。厘清这三个范畴,才能明晰概念。三个范畴从不同方位明确了研究对象的边界。人们就可以在彼此认同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学术的研究才可能一步步深入。区域文化学和地方学的区别,也可由此而区分开来。

  由闽南文化研究而形成的闽南学,是区域文化学。其空间以闽南人的活动空间范畴为边界。

  闽南文化诞生于闽南,但由于几百年来闽南人持续不断地下南洋、过台湾,闽南文化随之播迁,并吸收融合当地的文化,有了新的发展,也使闽南文化区域扩展为闽南、台湾和东南亚闽南华侨华裔聚居地这一更广阔的区域。

  当今,闽南人主要聚居于六个区域:本土闽南,指生活于厦漳泉行政区和龙岩新罗、漳平的闽南人,有2千万人;对岸闽南,台湾人75%祖籍闽南,有1800万人;港澳闽南,港澳25%祖籍闽南,有120多万人;南洋闽南,在南洋各国祖籍闽南有1800万;欧美闽南(从港澳、台湾、闽南前往欧美的闽南人)400万;外地闽南(在大陆其它地区的闽南人)400万,总计七千万以上。

  人即文化,文化即人。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的活动范围的延伸与发展,文化的边界也在延伸和拓展,文化的概念也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断丰富。六个闽南,体现出闽南文化是超越闽南地域,是所有闽南人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文化,即闽南民系文化。也因此使闽南文化成为维系台湾同胞、华侨华人的重要精神纽带;使推动两岸和平统一,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闽南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总之,闽南文化、闽南学的空间范畴,即闽南文化区域,和闽南文化研究的边界是以闽南人聚居活动的空间来界定的。

  而厦门学与闽南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空间的范畴。

  李亦园先生当年定义“泉州学”说:“所谓泉州学是一种以泉州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文活动、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的科际综合学问。③”他强调泉州地区作为泉州学的空间范畴。

  厦门学同样是以厦门行政区域为空间边界,研究的是这一空间所发生的文象与文脉。无论是否祖居厦门三代的老厦门人,只要你定居于此,参与厦门的生产生活实践,就在厦门学的视野之内。现今厦门368万户籍人口,有三分之二是在最近30年里从各地迁徙而来。此外还有一百多万外来打工人员。厦门的当代史及当代文明由他们创造。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各种地域文化,正和厦门文化、闽南文化,杂交衍生,相互融合,美美与共,创造着新的文化气象。所以厦门学的空间范畴是以厦门行政区域的地理空间为边界。

  在时间范畴上,闽南学原本以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汉族三次大规模入闽,与当地古百越山畲水疍的融合形成闽南族群为起始。近年则更多延伸到闽南地域早期居民活动的文化遗存,探讨该地域早期古百越文化对今日闽南文化的影响。

  时间的下限,原本多止于上世纪50年代,视为旧的传统文化。自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放宽了研究下限,明确其不但是传统的文化,更是活跃于当今社会生活,并深刻影响未来发展的当代文化。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闽南文化的当代性和世界性成为闽南文化研究的中心课题,人们正在把学术的焦点从过去转移到当下,乃至闽南文化的未来学研究。

  厦门文化研究的时间范畴原本将上限设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厦门建永宁卫中左所。这是以厦门作为一座城市的起点来设定其历史的上限,毕竟现今所说的厦门学,属于城市学。

  不过历史更为久远的同安县成为厦门市三个区(同安、翔安、集美),漳州的海澄县三都也成为厦门的海沧区,于是人们便把厦门市的历史上限从600年延伸至近二千年前晋太康三年(282)设置的同安县。

  但这种观点,还是有大汉族主义的嫌疑。厦门大学林惠祥先生曾在厦门港蜂巢山拾到新石器时代的有段石锛,联系到金门(金门1914年才从同安县析出)富国墩三千年至五千年的贝壳文化遗址,厦门文明的起点,显然不应局限于中原汉族设立行政机构的时间为上限。

  然而,这些其实只是影响厦门文化的因素。厦门作为海防要塞、港口、城市,起点还应该是中左所的建立。

  特别应该指出,鉴于厦门文化的海洋性,而厦门港又是在明末清初以后,尤其鸦片战争以后才成为闽南,乃至台湾海峡两岸最大的港口,因此,在时间上,厦门学的研究应该更多地集中于这一时期及其后,也就是近当代的研究。

  厦门学的内涵,即厦门文化的研究。主要还是李亦园先生所说:历史文化、人文活动、生态环境。

  也可以说是三个问题:厦门文化的历史,哪里来?厦门文化的文象,有什么?厦门文化的文脉,是什么?这些,厦门文化研究与闽南文化研究是有重叠的,但也是有区别的。毕竟延绳钓的技艺是厦门港的渔民创造,马约翰、林巧稚、周淑安、殷承宗、舒婷生长于鼓浪屿,独特风格的嘉庚建筑诞生于厦门。特别是厦门的码头,从澳头、玉沙坡、太古、东渡到海沧,它的得天独厚、八面来风,蕴育和招引四海英雄荟萃,五洲文昌汇聚,踏海而来,乘风飞扬。

  因此,厦门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它的内涵就是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自古迄今在厦门行政区域内生活的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包括社会经济、语言习俗、文化艺术、心理情感、智慧创造和价值取向等等,并分析其产生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揭示其传承创造发展的规律和未来趋向;其外延则是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艺术学、建筑学、规划学、城市学、文化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全面地、多方位地研究自古迄今的厦门人、厦门城市建设与发展、厦门文化与闽南文化、台湾文化、华侨文化、海洋文化、中华文化的关系及其所作的贡献和文化价值。

  三、厦门文化是近代和当代闽南文化的海洋文化代表

  (一)闽南文化的海洋性

  中华文化是由三种文明融汇而成: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闽南文化是其中农耕与海洋的融合。

  闽南靠海,隔着台湾海峡,与台湾岛遥遥相对,两岸宽处不及200公里,狭处仅130公里。但有些地理教科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只讲今日的情况,忘了沧海桑田的变迁。1万年前并非如此,根据古地质学家的研究,在最近的三百万年至一万五千年前,地球出现了四次冰河期,每一次冰河期海平面都下降了一百多米。④而今日台湾海峡的水深最多只有八十多米,最浅仅一二十米,大多在四五十米,在冰河期闽南和台湾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最近的一次冰河期在距今四万年前的全新世,大约到距今一万五千年前左右气候的变化才使海平面上升,形成今日的海峡地理状况。也就是说,中间有至少是两三万年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和动物是可以自由地从现在的闽南一直走到台湾的东海岸。从考古的发现看,台湾有四万年前的左镇人,闽南有漳州莲花池山旧石器遗址,也在四万年前。

  大约在距今一万到一万五千年前,天气转暖,海冰融化,海平面开始回升,或许这就是人类关于大洪水时期的回忆。当时海平面的上升不是直线上升,考古学家们认为台湾海峡的海平面至少有七次的海进海退,才在大致与今日相同的水平线上稳定下来。大约在距今8500年至6000年之间,发生了一次最大的所谓台南期海进海退,在这次海进海退期间,台湾海峡再度缩小范围,只留下狭窄的水道可以轻易地通过。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海峡两岸的人是可以彼此跨过海峡来相会的。

  正是这种地理环境,种下了闽南文化的海洋基因。人类对海洋充满了恐惧,早期的航海都贴着海岸线走,能看得见山,一有风暴可以随时回归陆地。台湾海峡的地理状况,使海峡两边的先民有了直扑大海横渡海峡的勇气和信心。这样在横渡台湾海峡的航行中,他们很早就掌握了海潮、海流、季风等海洋知识。

  近年,考古学家们发现闽南在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并不是用闽南当地的石头做的,而是用澎湖岛上的火山岩打磨的。这种火山岩硬度达到七度,当然是制作石器最好的石材,但是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台湾海峡已经波涛汹涌。可以肯定那时候的闽南先民已经掌握了横渡台湾海峡的本领。

  201011月,六位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南岛语族后代乘坐一艘重1.5吨、长15米、宽7米的独木舟从大溪地启航,途经库克群岛、汤加、斐济、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最后到达“寻根之旅”终点中国福州的昙石山文化遗址。

  最早在中国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发现的有段石锛,后来也在台湾发现,近几十年又在太平洋群岛十七个地方发现。证明太平洋群岛上的南岛语族曾经是五六千年前生活在长江以南沿海地区的古百越族。几千年来,人类总是不断地由北往南迁徙,不仅亚洲,欧洲也一样。考古学告诉我们,古百越族大约在五千年前开始向南迁徙,有的往中南半岛,有的乘着木筏、独木舟到台湾岛、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最终迁徙到当时渺无人烟的太平洋岛屿和新西兰。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挪威的考古学家托尔·海尔达尔提出美洲的红种人,实际上是亚洲的黄种人横跨太平洋迁徙而去。他的论点遭到反对者简单而有力的反驳:人类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横渡太平洋。1947年海尔达尔带领探险队员乘坐简单的木筏从秘鲁出发横渡太平洋八千公里,耗时一百零一天抵达波利尼西亚群岛。他们以生命证明了人类是可以木筏横渡太平洋的。而当年木筏、或独木舟横渡太平洋的,正是南迁的古百越族——南岛语族的航海人。

  当年,海尔达尔的壮举轰动了全世界,他在全世界演讲两千多场,并将自己的航行故事《木筏横渡太平洋》著书出版,还拍摄了一部电影纪录片,获得了一项奥斯卡奖。五十年代,中国的《旅行家》杂志也连载了《木筏横渡太平洋》。

  可以说,闽南最早的先民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先驱。闽南文化的海洋性,正是从台湾海峡特殊的地理变迁和先民们始终不渝、历史久远地走向海洋所积淀下来的。

  当然,古百越族中也有一些留在了长江以南的土地上,留在了闽南这块土地上。

  留在闽南的古百越族大致分成两支,一支是现在畲族的先民,住在山地,刀耕火种,一支是后来疍民的先人,生活在江海之滨。

  唐朝著名的诗人刘禹锡曾为任福建观察使的薛骞写过《神道碑》,亦文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居洞砦”的山区民族后来演变成为畲族。“家浮筏”的水居民族演变成疍民。宋《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载,泉州有一种水上居民,“其居止常在舟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其所。”这种人称之为“白水郎”。蔡襄《宿海边寺》诗曰:“潮头若上风先至,海面初明日近来。惟得寺南多语笑,蜑船争送早鱼回”。

  实际上,疍民不仅泉州有,漳州的九龙江更多。漳州的龙海至今还有一地方名曰“白水营”,为“白水郎”疍民的大本营。

  云霄的火田则为畲族的大本营,至今还有一个火田镇,唐朝称为火田村。《说文解字》称:“畲,火田也”。这个火田村便是唐初闽南“蛮獠啸乱”的大本营。

  畲在闽南的历史起点,历史学家似乎尚未有定论。但明确的是,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闽越国余善公开发兵反汉,并自立为帝。汉武帝发四路大军围攻闽越。在大军压境,血战临头之际,闽越国内反余善的势力趁机而起,设计杀死余善,投降汉朝。汉帝下令将闽越举国迁徙江淮间。

  据此推理,应该在此后畲族方才可能占据闽南。

  但江海边的疍民历史则相当的悠久。林惠祥先生在厦门蜂巢山发现的有段石锛,据考有3千年。与厦门仅隔3公里海面的金门发现的富国墩遗址,据考上层为3千年,下层为五千年。

  漳州的华安仙都有著名的“土楼之王”二宜楼。在快到二宜楼的路上,有一条岔路,约十来里就到了“仙字潭”。这是一条小溪,溪边的悬崖峭壁上刻画着谁也不认识的文字。究竟是文字还是图案,学界至今仍争执不下,老百姓就称之为仙人所写的文字,此地也就叫做“仙字潭”。有一种推测认为这就是闽南生活在水边先民留下的文字记载。

  总之,闽南原本居住的是古百越族的山畲水疍。

  光有闽南的古百越族,当然还不是今天意义的闽南人。闽南人是古百越族和汉族的融合而产生的。

  我国十三亿人口,94%是汉族。这不是汉族特别会生育,而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民族最典型的特征是自我认同的意识,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种族血统为标准。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提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而汉化的标准为“说汉话、着汉服、习汉俗”,胡化的标准“说胡话、着胡服、习胡俗”。⑤语言、服饰、习俗,绝对是文化为标准。当然,还有心理的认同。

  汉民族这种以文化为种族分合标准的意识,使得汉民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与内聚力,不断同化与融合周边的其它民族,甚至同化其它的异族,从而使自己的人口不断增长,分布范围也不断拓展。

  汉民族这一独特的认同标准,是在广阔的地域和数千年悠远的历史中,由于无数次战乱、灾难、迁徙,分分合合而产生的多元多次重组融合中形成和确立的。

  有一段时间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就是黄河流域,但是20世纪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华文化的起源不仅在黄河流域,也在长江流域,在东北辽河流域(如红山文化)、珠江流域等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不仅仅是一个点。据说在夏朝的分封诸侯国就有上万个;到了商代有上千个;到西周,分封的诸侯国有几百个;到春秋剩几十个,到战国剩七国,秦则灭七国统一中国。秦二世而绝,汉统一中国。汉人、汉族正是从汉朝而始。

  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的战争、迁徒,分分合合,使极其多样的各原生文化相互融合,不断产生新的文化要素,然后又不断地再重新组合,再产生新的文化要素。如春秋、战国的楚文化是濮、蛮、庸、舒等文化的融合,秦汉统一,又把楚、吴、齐、秦诸文化相融合。魏晋南北朝中原裂土,北方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与当地居民交错杂居,甚至通婚,相互融合。而中原的一些居民又南迁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与当地的百越族等融合,产生新的文化要素。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就是由于无数次的融合而形成的。闽南人、闽南文化就是这无数次融合中逐渐形成。

  中原向闽南的大批移民,一般认为主要有三次。即晋代永嘉年间的衣冠南渡,唐朝总章年间陈元光父子开漳,唐末王潮、王审知开闽。这三次大移民使中原汉文化挟带着经济、政治、军事的强势在闽南扎下了根。闽南文化就是中原汉族文化随移民播迁闽南后,融合当地的古百越文化而产生的。

  而中原汉族正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创造者,古百越族的疍民则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开创者。他们的融合诞生了闽南文化,既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传播到闽南,也使闽南人遗传了人类最悠远的海洋基因。从此,闽南人无论惊涛骇浪、还是海禁海匪,始终不渝地走向海洋。

  于是,有了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有了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刺桐港。

  郑和下西洋,副帅是闽南漳平人王景弘。

  明代海禁,闽南人以海盗、海匪、走私、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来抗争,九死一生向海洋,终于逼得明王朝到晚期明白了禁则海商变海匪,放则海匪变海商。于是在漳州九龙江口设海澄县,开放月港,遂使月港成了“天子南库”。

  雄踞东亚海域的郑芝龙,被称为“经济全球化,东亚第一人”。从1632年到1646年,他夺取了东亚海上霸权,连荷兰人也只好向他纳税买海上通商权。他的儿子郑成功赶走了窃据台湾的荷兰侵略者。

  清代又海禁,闽南人于是“过台湾、下南洋”,把闽南文化、中华文化远播他乡,直至今日依然深刻地影响台湾和东南亚。

  闽南和海洋渊源久远的历史告诉我们,闽南最早的先民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先驱;闽南人的心始终向着海洋;闽南文化正是中华文化走向海洋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把闽南文化和海洋文化割裂开来,是对闽南文化极大的误解。

  正是大海培育的闽南文化赋予厦门海洋的性格。

  历史上,代表闽南文化的海洋性格有宋元时期的泉州,明代的月港和明末清初以后的厦门港。

  (二)闽南文化,厦门的根和本

  1.厦门是漳、泉、台、侨、港、澳所有闽南人共同建成。

   城市不是一天建成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是在无数先人心血栽培的树荫下,开始我们这一代建设的。

  厦门处于闽南厦漳泉小三角和闽南、台湾、东南亚闽南华侨华裔聚居地大三角的交汇地,明末清初以来,成为闽南人唐山过台湾、下南洋的主要出发港和回归地,成为闽南人、闽南文化的聚散中心。所有闽南人共同创建了厦门。

  厦门岛为同安县嘉禾里,最早的移民是唐代的南陈北薛,建城则是六百年前洪武年间的中左所。

  厦门城市建设第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是明末清初郑成功经营厦门岛。以郑成功为代表的闽南人及其文化,奠下了厦门城的第一块基石。并从厦门出发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第二个历史节点是闽南人施琅收复台湾,把福建水师提督府、闽海关都放在厦门,并确定厦门与台南是大陆与台湾唯一的交通口岸。厦门成为大陆与台湾商贸往来、调兵遣将、人员过往最重要的港口。厦门与东南亚、东北亚、台湾的海商南郊、北郊、台郊等郊商郊行也就在这个时期形成了。

  第三个历史节点是鸦片战争,厦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文化开始大量地从厦门登陆,向内地传播。厦门的码头、海关、商贸逐步被外国人所控制,外国的教会、学校、医院进入厦门,鼓浪屿成了万国租借地。

  第四个节点是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以板桥林家和雾峰林家为代表的一批台湾士绅不愿做日本的亡国奴,毅然回到原乡故土的闽南,大多数定居于厦门。此后,以陈嘉庚、黄奕住为代表的许多南洋闽南华侨怀抱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回到闽南,大多也定居于厦门,办学校、办工厂、修路建桥,开始了厦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规划领导当时厦门城市建设的厦门市政委员会会长是台湾归来的漳州龙溪人林尔嘉,副会长是印尼归来的泉州南安人黄奕住。厦门的电厂、自来水厂、电话公司、电灯公司,现在的开元路、大同路、中山路、中山公园都是厦门市政委员会规划建成的。泉州府同安县集美人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荟萃全国精英,培育闽南学子,对厦门的影响至深至远。

  改革开放之前,厦门城区的基本面貌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市政委员会规划建设的。可以说厦门是漳、泉、台、侨、港澳所有闽南人共同建成的。

  厦门人不能忘记厦门建设的历史,不能忘记漳、泉、台、侨、港、澳的闽南人为厦门所做的杰出贡献。厦门或许比漳、泉建设的更好、更美丽,但这不是厦门人独自完成的,我们应当对漳、泉、台、侨、港、澳所有闽南人永远怀抱一颗感恩的心,更不能自我设限地切割与他们的紧密联系。假使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傲视闽南,凌驾于闽南之上,那就是自断根脉,自绝源泉。

  今天虽然交通更发达了,但我们与漳、泉、台、侨、港、澳的联系,那种开放度,那种民间往来无碍的自由度,恐怕还比不上上个世纪上半叶。改革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无论对外的开放,还是对内的开放,我们还有许多未了的文章。厦门要思考对漳、泉、台、侨的开放是否达到或超过历史那个最好的水平?那个曾经是厦门城市建设最大的、决定性的推动力,我们丢失了吗?

  2.厦门是闽南文化现代转型的中心舞台

  闽南的各路精英创造了厦门,聚汇在厦门开辟闽南文化现代转型的中心舞台。有一种观点,认为厦门的现代化是鼓浪屿的外国人推动的。应该说鼓浪屿外国人的教会、学校是有不少善良的外国人,带来了许多先进的西方文化。但是,鼓浪屿日本领事馆、英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和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许多令人发指的欺凌和残害厦门人的罪恶不能忘记,不能被淡化。日本领事馆那个关押、残害抗日义士的地下室已经被关闭很多年了,卖“猪仔”的洋行也很少有人知道了。

  鼓浪屿、厦门的外来文化,实际上更多是闽南华侨在南洋遭遇、碰撞、消化之后带回来的。鼓浪屿虽是万国租借地,但实际上外国人盖的房子屈指可数,鼓浪屿上95%的房子是华侨和台湾同胞建造的。鼓浪屿主要是闽南归侨和乙未归来的台湾同胞建成的。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一位是黄奕住,他是泉州南安人,在印尼奋斗多年,成了印尼糖王,在他的身上和陈嘉庚一样具有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极其少有而又极其宝贵的民族文化自信。因为他们在和英国人、荷兰人的竞争中,他们没有落败反而占了上风。所以他们在强大的西方文化面前,保有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了解西方文化的宝贵东西,黄奕住手下四个会计师有两个是外国人,嘉庚先生甚至聘请了一个美国退役将军来当他的销售部主任。他们知道现代市场经济、财务会计、销售经营等等是西方人的专长。这实际上体现的就是文化自觉的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

  和嘉庚建筑一样,鼓浪屿华侨房子,许多都是中西合璧,引进西方的建筑设计、材料、施工方法,高楼大厦,精致洋房,又揉进中华建筑、闽南建筑的传统基因。这不就是美美与共吗?这正是闽南文化在那个时期与时俱进的创造、创新,展现了闽南文化不屈的生命力。

  鼓浪屿另一位代表人物,台湾板桥林家的林菽庄。他是漳州龙溪人,他所修建的菽庄花园、林氏府保留了更多中国园林、闽南建筑的因素。这是另一种美美与共,即闽南文化和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的融合,成为独具一格的观海园林,直至今日依然吸引游人如织。

  厦门的中山路、大同路、开元路都是骑楼建筑,这也是他们从南洋引进的街市形态⑦,同时又保留了许多闽南建筑的传统元素。嘉庚建筑的中西合璧更是美美与共的典范。

  正是这些先贤所秉持的朴素的文化自觉理念,引领了闽南文化的现代转型,其中心舞台就在厦门城,就在鼓浪屿、在集美学村、厦门大学。

  正是这种坚守民族文化自信又善于美人之美的文化精神催生了鼓浪屿第一位女指挥家周淑安、第一位现代体育导师马约翰、汉语拼音先行者卢赣章、名闻中西的文学家林语堂、中国著名的妇科医生林巧稚等等闽南文化、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杰出人物,展现了闽南文化在现代转型中无限的创造力。

  在厦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仅是书本上的理论,更是闽南先贤用自己艰苦卓绝的实践传递给我们的理念。这是厦门,也是闽南、中国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必将成为21世纪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石,成为全体厦门人民、闽南人民共同的文化理念。

  厦门人民不能忘记厦门现代转型的引领者,应当永远对他们充满礼敬和感恩。无论你来自什么地方,当你定居在厦门,赞叹厦门的美丽和宜居,不能忘了这是先人殚精竭虑的劳动果实、智慧创造。

  喝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应当感恩一代又一代的先人为我们创建的这个美好城市。感恩他们在城市建设中给我们留下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闽南文化。我们应当认同她,融入她,把自己身上那份文化奉献给脚下这块土地及其文化,为她添砖加瓦,推动她新的现代转型,让她焕发出新的光彩。

  文化是一条历史长河,每一代人在享用先人余泽的同时,理应对自己的文化有所贡献。今天,厦门应该认真总结一百年前先辈推动闽南文化现代转型的经验教训和智慧,以更加自觉的文化理念推动引领闽南文化当代的创新发展,推动闽南文化与时俱进,创造性转型、创新性发展闽南文化,使闽南文化成为厦门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这正是厦门学重要的课题。

  3.闽南文化,养育了厦门的英雄儿女

  认识闽南文化不能只看一千年,不看最近一百五十年。

  闽南文化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它也是革命的传统文化。从鸦片战争开始,闽南人从未缺席中国现代革命的战斗。

  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军战死于吴淞炮台的陈化成,打败侵略台湾法国军队的林朝栋,1895年与孙中山共同创建兴中会,并担任首任会长领导第一次广州起义,后被清王朝暗杀的杨衢云,孙中山亲自任命的闽南军司令林祖密等,都是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投身辛亥革命的闽南儿女更是不胜其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闽南儿女前仆后继、奋勇争先。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1926年成立于厦门。1928年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就设在厦门。

  闽中根据地、闽西南根据地从土地革命坚持到全国解放,被毛主席誉为“红旗不倒”。

  厦门人陈嘉庚、罗扬才、方毅、彭德清、卢嘉锡、童大林……一个个闪光的名字,记载在共和国的史册。刘惜芬等牺牲的英雄更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93”、“823”炮战,闽南人民奋勇支前,诞生了“英雄小八路”、“前沿十姐妹”等一批又一批英雄模范。厦门被誉为海防最前线“英雄的城市”。

  改革开放后,厦门特区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是海峡西岸经济区耀眼的明珠。

  文化,是以文化人,是一个民族教育子孙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正是闽南文化养育了厦门英雄辈出。这也是厦门学不可或缺的研究课题。

  (三)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培育了厦门文化的海洋性格

  六百年前,厦门作为中国东南海防前哨诞生,从此英雄城市屹立于台湾海峡千里海涛万里浪,抗倭、驱荷、鸦片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击金门,血火洗礼,威震海疆。

  与此同时,厦门成为渔船云集的鱼市、渔港。20世纪30年代厦门GDP47%来自渔业,成为厦门海洋经济的支柱。

  三百多年前,郑成功改厦门为思明,设山海五路商帮,独揽中国海外贸易。鸦片战争以后,厦门更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海上交通贸易港口。

  上世纪前30年,厦门的城市建设,以及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港口建设,奠定了厦门作为国际化海洋港口城市的基础。

  军港、渔港、商港,使厦门成为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港口城市,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厦门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和海洋知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海洋知识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潮汐、海象、海流各种客观存在的现实,那么海洋文化指的则是人类对海洋的主观认识和创造。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海洋文化,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海洋文化;闽南的渔民不同于广东的渔民,这是一种常识。世界上有统一的海洋科学知识但并不存在统一的海洋文化。厦门的海洋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独特的内涵。

  厦门海洋文化大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厦门海洋文化的蕴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二,厦门海洋文化的内涵,主要有:1、海洋经济文化,包括海洋渔业、海洋养殖、海上交通运输、海上贸易(如郊商郊行、侨批)、港口建设与管理、海洋工业(如造船、潮汐发电)、海洋旅游、厦门疍民习俗等等,2、海洋权益与海防文化,3、海洋科技(如传统的观天象、观海像、水密隔舱技术,现代的海洋研究所、厦门大学海洋系等),4、海洋生态环境,5、由海洋衍生的台湾文化、华侨文化;其三,海洋民俗、信仰,及其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取向。

  厦门的地理环境更强化了厦门文化的海洋性。

  厦门本是一个岛,城在海中,海在城中,整个城市就像一条船。这样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就决定了厦门文化最主要的特色:海洋气魄、海洋性格。

  1.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胸襟。

  船行大海,大海的宽广培育了厦门人开阔的胸襟。这是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根本的区别。一亩地,3口人,再来35个,那是抢饭碗,根本的利益冲突。一条船,3个人打一百斤鱼,再来2个人,能打二百斤鱼。更多人来,就造更多的船,打更多的鱼。耕田和耕海,养育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性格。

  厦门本就是漳泉台侨汇聚。五湖四海宋元时期和海外客商的合作,创造了世界第一大港的辉煌,元末明初的相互残杀,毁灭刺桐港的辉煌。这一历史永远教育厦门人:有量才有福,相让食有剩。

  2.不畏强权、迎风博浪的气慨。

  船行大海,无数次台风海难,来相聚,先来后到,彼此尊重,守望相助,温馨无限。

  无数次海匪、倭患、红毛大熕、列强炮舰培育了厦门人不畏强权、迎风搏浪的气慨。鸦片战争以来厦门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一场又一场捍卫主权的战斗使厦门的海洋文化积蓄了浓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和英勇不屈、敢于拼搏的性格;新中国成立后,厦门作为海防最前线,在“九·三”、“八·二三”炮战和反匪谍、反偷渡的斗争中更增添了革命文化鲜红的色彩。

  一首闽南歌“爱拼才会赢”,传遍五洲四海。

  3.急公好义,守望相助的性格

  海岛有如一条船,来到厦门,我们就是同船共渡。百年修得同船渡,这是我们的缘分。无论是风平浪静,还是台风、倭寇进犯的时刻,我们同舟共济。不但要同心协力战斗,就是船上任何小洞、任何不周,任何人都必须及时发现,奋力补救;船上任何人的伤病,都会减损全船的战斗力,都会关系船的生存,关系每一个人的安危。所以,救船就是救自己,帮人就是帮自己。这个城市好,这条船就乘风破浪;这条船进水了,人人都要奋力舀水、堵漏。谁退却了,千夫所指,被众人抛弃;谁奋不顾身,就是人人景仰的英雄榜样。这种风气、这种理念养成厦门人急公好义、守望相助的民风正气,很早就记载在厦门的志书上:岛中风俗,好义者多,凡遇义举、公事,众力易擎。⑥

  厦门是商港,早期的商船装载的常常不是一家的货,而是几家、十几家的货。同舟共济,生死与共,合作共赢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4.感恩敬畏,悲悯宽容的情怀。

  华侨是海洋文化的产物。厦门是著名的侨乡,解放初期,归侨、侨眷、侨生是厦门居民的主体。60年代初的统计,厦门居民户90%有海外关系。厦门大学历史系1957年招50多名新生,四分之一是侨生。集美学校的侨生就更多了。为了安置被排华归来的华侨,厦门还专门建立竹坝华侨农场。

  厦门的华侨文化是以嘉庚先生为代表的,洋溢着爱乡、爱国的精神。嘉庚先生的倾家办学和许多华侨回乡回国建学校、修桥修路、赈灾济贫乃至捐资革命、投身革命体现的正是对祖国、对故乡的感恩。吃水果,拜树头,喝水不忘挖井人,事业有成就要回馈故土,回馈养育自己的父老乡亲,这已经成为厦门文化最宝贵的价值取向。

  华侨在海外受过异族的欺压、凌辱,甚至残杀。他们没有选择复仇,而是选择宽容和努力了解他者文化的优点、长处。尊重他者文化,欣赏他者文化,学习他者文化。嘉庚建筑、鼓浪屿上许多中西合璧的华侨建筑、厦门第一小吃沙茶面,都体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理念,和追求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理想。

  早期厦门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有因海难、台风、海匪、战乱,或是过台湾、下南洋而死难或失踪的亲友。海头宫、送王船、七月普度等民俗在厦门的盛行,正体现了厦门人对死难者“生是好朋友,死是好兄弟”的怀念,对不幸者的悲悯和宽容。

  回顾厦门的历史,我们的先人不仅建造了一座城市,更以集体的价值取向塑造了城市的灵魂——厦门文化。时代在前进,城市会转型,而灵魂永在。这是先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城市建设最宝贵的经验。

  厦门文化的海洋气魄、海洋性格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正是我们民族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是厦门培育新人、转型发展和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对台交流战略支点城市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厦门走向未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不竭动力。

  如何传承它、发展它,这是厦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向。

  参考文献:

  ①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商务印书馆,20166月第一版,9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5页。

  ②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1月版,第63页。

  ③李亦园:《泉州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4月版。

  ④宋文薰:《由考古学看台湾》,见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中国的台湾》,198011月版,第99-110页。

  ⑤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月版。

  ⑥清·道光19年(1839年),《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俗尚。

  201799于厦门

  作者简介:

  陈耕,男,1948年生,中共党员,厦门人,曾任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所长,歌舞剧院院长、厦门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组长、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2007年获文化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进个人”称号。

  主要作品:

  【剧本】

  电影《血与火的洗礼》(西影1979年)

  电影《小城春秋》(福影1980年)

  电视剧《大地的儿子》(福建电视台1987年)

  南音乐舞剧《南音魂》

  歌剧《阿美姑娘》(1997年获文华奖)

  【文化艺术研究-专著】

  《台湾文化概述》(海峡出版社1993年,31万字,获省社科三等奖)

  《百年坎坷歌仔戏》(台湾幼狮出版社,1995年,15万字)

  《歌仔戏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17万字、1999年获文化部建国五十年艺术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闽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24万字,全国“九

  五”重点项目)

  《闽南民系与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6万字)、

  《闽南童谣纵横谈》(与周长楫合著,鹭江出版社,2008年)

  【文化艺术研究-主编】

  《歌仔戏研究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共五本,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

  《台湾文化艺术动态》月刊(文化部台湾处与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合办,双主编,1990——2003年任主编。)

  《闽南文化研究》刊物(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主办2000年——2008年共15期。)

  《厦门双十中学校本课程闽南文化系列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出版共8本,获国台办宣传局支助,作为入台宣传品)

  《闽南文化丛书(通俗读本)》共十册,2009年由台湾河洛文化有限公司和厦门鹭江出版社分别出。

  《厦门市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闽南文化校本教材》(共六本,厦门市音像出版社,2010年)

  《厦门市公民文化手册》(厦门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领导小组编印,2010年)

  《厦门市闽南方言与文化进学校》(乡土教材共五本,厦门市音像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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