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厦门学的一封信
2018-02-11 字体显示:

  刘登翰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陈耕:

  你好!

  我因为要在“万圣节”(111日,西方的清明节)到菲律宾给我父亲扫墓,月底出行,5日返厦的机票已订,无法参加5日的“厦门学”讨论,十分抱歉。

  关于“厦门学”,有些想法已在上次座谈会说过,这里再补充一点。

  讨论“厦门学”,我以为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时候有“厦门”?厦门本来就是闽南的一翼,什么时候厦门从“闽南”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源自闽南又迥异于闽南而独立的地理单元和文化单元?同样要追问的还有什么时候有“厦门人”和什么时候有“厦门文化”这两个概念?这样追问不是要否定“厦门学”,而是要把“厦门学”的阐释和研究重心,放在厦门开埠和开放通商以后,放在近现代。这是厦门这个城市及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契机和背景。不要去和泉州、漳州比历史、比民俗文化,厦门本来就是这个历史和文化的一部份,也是这个历史和文化哺育出来的,那是厦门的“闽南时期”。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才使厦门之所以成为“厦门”,这应当是“厦门学”建构的重心。

  其次,厦门是个移民城市,或由不同时期的移民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移民来自泉、漳(当然历数他们的祖先都来自中原)和由泉、漳出洋归来的华侨,这是厦门的人口主体和文化的基础。1949年以来大量的南下干部和转业军人,形成了厦门的第二批移民主体。他们居于各级行政的领导地位,对城市的变迁和文化的发展自然带来重要影响。第三次移民潮则是改革开放以后,以外来工和外来创业者(包括大学生)为主干的移民。其来源东南西北都有,数量之多占现在厦门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一般而言,移民有两种类型:流动性移民和定居性移民;移民文化有两种认同:祖籍认同和本土认同。流动性移民一般都认同祖籍,本土只是暂时的客居,随时都可能发生二度迁徙。只有定居性移民,特别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普遍认同与之共同成长的本土。不要说早期的泉、漳移民,现在都成了厦门的“土著”,就是上世纪中叶以来移入的南下干部和转业军人,他们的后代在厦门生、厦门长,也都自称“厦门人”了,祖籍只是一份记忆。作为移民城市,厦门不仅人口多元,文化也是多样的。泉、漳移民带来的闽南文化,成为厦门社会建构的基础;上世纪中叶主要来自山西、山东和上海的南下干部及转业军人,他们所携带的北方各省文化(厦门民间习惯把来自福建以北的都视为“北仔”,也包括上海),成为厦门文化的另一种相当深入的存在,深厚了厦门文化的中华内涵;而改革开放以后以打工为主干的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尚未完全融入城市本土文化,形成了不同的社居群落和文化群落,河南人的、安徽人的、东北人的,乃至留学国外的“海归”,跨过海峡的台湾同胞等等,都有自己的圈子和文化。文化的多元乃至文化的混搭,这是今日的厦门,也是研究“厦门学”必须面对的现实。曾经作为人口主体和文化主导的来自泉、漳的闽南人和闽南文化,无可避免正在減弱他们作为社会主体的影响,而代之以能够沟通和整合各个不同族群和文化的更上一个层次的中华文化。对于普通话和闽南话的此起彼落,也是如此,这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第三,随着近代以来厦门率先开放通商和面对大海的国际环境,传统的农耕文明转型走向海洋,现代化和都市化成为厦门文化新的标志,这是它走出闽南而成为“厦门”的根本原因。一百多年来,厦门的开放,究竟如何影响了厦门社会,给厦门文化带来了什么新的特质?外来文化在复杂的纠葛中,与厦门本土的闽南文化,发生了怎样的碰撞和融合?来自祖国各地不同形态的中华文化,怎样更新和丰富了厦门以之为本的闽南文化?这些都是“厦门学”首先关注的问题。不仅是日常的生活文化,衣食住行、节庆习俗,都有了新的形态(例如我们的现代服饰、中西合璧的餐饮、嘉庚式建筑等),而且在制度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乃至于行为方式层面等,也有了相对于传统农耕文明完全不同的观念、规范和建构。早期鼓浪屿作为华侨归来的新住地和外国使领馆的聚集地,它的管理模式是否也启迪了我们的现代制度意识和管理观念?黄奕住、林尔嘉等在鼓浪屿的开发、建设和引领厦门城市化的电灯公司、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等,是否也得益于厦门的对外开放和外来文化的引进?今日,我们在弘扬传统闽南文化例如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的同时,是否也应当更加重视在厦门现代文化史上人才辈出、表现优异,且在今日年轻一代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现代艺术,特别是现代音乐。我曾经偶然地参加过几次他们自发的聚会,很受感动。我以为,这是厦门现代都市文化的标志之一,一张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名片。重视厦门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和当下存在,我们应当下一点功夫,做一些普泛性的系列调查。要了解“厦门学”,先要了解我们自己。“厦门学”的当代性研究,是一个迫切而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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