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朝宗宫的过去与现在
2018-02-11 字体显示:

  石奕龙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教授)

  目前朝宗宫的门牌号为厦门市厦门港民族路130号,过去曾有一段时候称其为妈祖龙王宫。

  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薛起凤修的《鹭江志》、道光十九年(1839)周凯修的《厦门志》和民国三十六年李禧等修的《民国厦门市志》几本厦门的历代志书中,朝宗宫要不没有记载,如乾隆年间的《鹭江志》卷之一《庙宇》条中记录了24座宫庙,在朝宗宫的所在地玉沙(坡)记载了“风神庙,在厦港玉沙上,雍正年间建,祀风伯之神。”①但却没有记载朝宗宫。要不就是记载简略,如在道光十九年的《厦门志》卷二《分域略》祠庙条除记载:“风神庙,在玉沙坡。雍正时敕建,祀风伯之神。龙神庙,在玉沙坡。地方官常到庙祈雨”外,也记载了朝宗宫的情况,但十分简略,其曰“朝宗宫,在玉沙坡。”②而在1947年李禧等修的《民国厦门市志》中也是如此简略,其曰“朝宗宫,在玉沙坡。(注:因筑电灯厂拆去)。”③看来,《民国厦门市志》是抄录道光《厦门志》的资料,不过它做了个注,表明至少在1947年时,它因现代城市的改造而修建电灯厂时拆掉了。④从这两条记载中,我们了解到在现在的厦门港玉沙坡的沙坡头(玉沙坡的西部,玉沙坡的东部称沙坡尾)的地方曾有一座名曰“朝宗宫”的庙宇,到了1947年时或更早些,因现代城市的建设,为了建造电灯厂的缘故而被拆除了部分或全部。

  至于朝宗宫这座庙供奉什么神灵,从这两条简略的记载上看不出,从而造成今人对其认识上的偏差,如有的人认为“朝宗宫原来前殿供奉太上老君,后殿供奉龙王”。⑤有的人认为“妈祖龙王宫始于明朝,建于清朝年间。原址在沙坡头现电力招待所内。宫内供奉天上圣母、四海龙王、太上老君及风、雨、云、雷诸神明,是厦港广大渔民信众朝拜之所。”⑥

  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有所偏差。根据《鹭江志》《厦门志》《民国厦门市志》等厦门地方史志的记载,在玉沙坡的沙坡头除了朝宗宫外,另还有几间庙宇,如《鹭江志》云:“风神庙,在厦港玉沙上,雍正年间建,祀风伯之神。”⑦根据道光十九年修的《厦门志》卷一“绘图”篇所记载的“风神庙朝宗宫图”的图像看,玉沙坡的沙坡头上有三座庙,两座朝南,一座朝北(图1),根据《厦门志》卷之二《分域略》的祠庙条记载,该地的这三座庙宇为:“朝宗宫,在玉沙坡。”“风神庙,在玉沙坡。雍正时敕建,祀风伯之神。《县志》。”“龙神庙,在玉沙坡。地方官常到庙祈雨。”⑧由此看来,在清代道光十九年时,厦门港玉沙坡的沙坡头上至少有三座庙,即朝宗宫、风神庙与龙神庙。而根据道光《厦门志》卷之一“绘图”篇所记载的“乾隆五十三年御赐朝宗宫匾额:恬澜贻贶”⑨的情况看,朝宗宫的主祀神应该是天上圣母妈祖,因此,朝宗宫可以俗称为“妈祖庙”、“妈祖宫”或“天妃宫”、“天后宫”等。由此看来,如果这类妈祖庙里当时也曾供奉太上老君的话,按照汉人民间信仰实践的惯习,应该是正殿(或称大殿)内供奉天后妈祖,后殿里才可能供奉太上老君,而不可能在妈祖庙的正殿里供奉太上老君,后殿里供奉龙王。因为“恬澜贻贶”之御赐匾额的意思,是指神灵赐予海浪平静,而这正是海神妈祖管理的主要职能,而且这座妈祖庙的旁边就有供奉龙王的龙神庙,没理由再在朝宗宫的后殿中供奉龙王。

   

  1:道光十九年《厦门志》中的风神庙朝宗宫图

  第二,既然当时厦门港的玉沙坡上存在有朝宗宫、龙神庙、风神庙这三种庙宇,朝宗宫为妈祖庙,主祀神是妈祖娘娘林默,因而,龙神庙内供奉的主神自然是龙王,风神庙内供奉的应是风伯、雨师、雷公、电婆等,并且由于该庙以风神庙命名,其为主的主祀神也当然是风伯了。因此,当龙王与风神都各自有自己的宫庙时,朝宗宫内当时供奉的也只能是妈祖与太上老君了,而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同时存在着三座庙宇时,人们会把龙王与风神等都集中供奉于朝宗宫一庙中,而让另两座宫庙空着。所以,在清代,朝宗宫只供奉妈祖与太上老君等,而不可能有龙王、风伯等。

  第三,从《厦门志》所载:“风神庙,在玉沙坡。雍正时敕建,祀风伯之神。”“龙神庙,在玉沙坡。地方官常到庙祈雨”等情况看,风神庙是官方建的,而且还可能是在雍正皇帝的旨意下建的,⑩而龙神庙则是官方在天旱时祈雨的地方,在加上“乾隆二年御赐风神庙匾额:‘惠应波恬’,”“乾隆五十三年御赐朝宗宫匾额:‘恬澜贻贶’”等情况看,清代厦门港玉沙坡上由朝宗宫、风神庙、龙神庙组成的宫庙群应该为官方祭祀的场所,是厦门港地方的庙宇,而非一个村落或角头或某种族群所拥有的庙宇,在当时俱有某种重要的地位。

  其次是朝宗宫始建于何时的问题,根据妈祖龙王宫方自我撰写的简介“妈祖龙王宫始于明朝,建于清朝年间。原址在沙坡头现电力招待所内。”即该宫的人认为朝宗宫始建于明朝,建成于清朝。最近则有人撰文认为该庙始建于明清之交汇的年代里,而且说“《同安县志》中也记载:厦港朝宗宫始建于明末清初永历16年,即公元1662年。”然而笔者查阅了民国十八年(1929)林学增等修的《同安县志》,却发现该县志中不曾记载厦门港朝宗宫的情况。因为在“民国二年十一月析厦门嘉禾里为思明县”,所以,民国十八年修的《同安县志》几乎不记录厦门岛上的事。另外,公元1662年也不应是明朝,应该是清朝的康熙元年。此外,如果是在这一年始建,实际上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从清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元年(1662)左右,都是郑军与清军在轮番争夺厦门岛的时期,几乎常常有战事。虽然在这段期间,郑军占据厦门岛的时间长些,但也都是不太平的时期。正因为占据厦门不安定,所以郑成功在顺治十八年(1661),集中其兵力打下其祖辈曾经营的台湾,驱逐荷兰人,从此比较专心在台湾经营反清的根据地。

  所以,实在是不知是哪部《同安县志》有如此记载。另外,把1662年作为明代也有不妥之处。

  最近在厦门市博物馆闽台民俗展厅中看到了一块咸丰元年(1851)燕山陈世荣撰写碑文,耕文斋刻石的碑记,其曰:

  厦门港玉沙波(坡)周环一带有朝宗宫,盖古刹地也。前殿供奉天上圣母,后殿供奉三宝佛暨诸神宝像,声灵赫濯,由来旧矣。溯自雍正年间建立斯庙,至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大人平台剿匪,圣母助战显功凯旋,后奏以海疆多奉圣母庙,惟厦港朝宗宫最为灵应,请旨重修庙宇,恭悬御书联匾,御赐八宝、珠旛,春秋祀典,至今弗替。越道光廿一年秋,夷扰厦岛,圣母庙暨三宝殿地临海滨,突遭毁坏。世荣隶籍燕山,于道光己酉(1849)春随侍裕将军来闽,蒙派司厦门大关总办税务及出水查河,因公到庙,目睹难安,彼时发心倡捐诸公,重修圣母庙、三宝殿以及左旁禅室,另新建天上斗母楼一座,新塑三官大帝、斗母娘娘、眼光圣母圣像供奉楼上。统计修造庙宇二十余间,添塑佛像三十余尊,然庙中奉佛香灯费用本乏,兹该庙主持僧锦荣禀称庙费不敷,恳为资助,世荣出为倡立议定,本关平柜出水,每月每助香资银壹元、库驼重共壹两贰钱,并禀恳关主大老爷每月乐助香灯佛银壹元,折库驼重六钱,以充朝宗宫香资。经委平会批禀末,并盖关印图记,交庙僧付执为凭,逐月庙僧赉禀赴关给领。至于斗母楼,甫经新建,未设香资。世荣复为倡设,所有营哨船进关征税者,本平柜议定,每号收例二元库驼,重壹两贰钱捌分,充入斗母座前,月间香灯之用,亦经委平会批禀末,并盖关印图记,交庙僧付执为凭。倘有营哨船进口征税,该庙僧赉禀赴船给领,愿诸同志各存敬佛善心,照例发给,历久弗渝,俾得庙僧香资有赖,永远奉佛。诚恐世久年湮悔无考据,爰镌金石以垂不朽焉,是为序。

  咸丰元年(1851年)月日,燕山陈世荣立石。

  耕文斋刻石。

   

  2:咸丰元年陈世荣碑记

  据博物馆馆长告知,该石碑是从某人手中买来的,因此不知具体出处。不过从碑记的内容看,该碑原应朝宗宫的,应该是嵌在朝宗宫的墙上,可能是因庙宇毁坏、拆除后才流于民间文物市场的。

  从这块碑记的记载看,朝宗宫在清代咸丰元年之前,正殿主祀的是天妃妈祖,而后殿为三宝殿,供奉三宝等诸神,而非“原来前殿供奉太上老君,后殿供奉龙王”,也非在一殿内“供奉天上圣母、四海龙王、太上老君及风、雨、云、雷诸神明”,而到了咸丰元年(1851)建成斗母楼后,后殿增加了三官大帝、斗母娘娘、眼光娘娘等神明。

  其次,根据这块碑记所述看,朝宗宫应始建于清代雍正年间,即1723-1735年间,而非于1662年。由于这一记载离始建庙宇的时间虽已有100多年,但毕竟比我们这个时代更接近事件发生的年代,故其说应比较可靠。另外,从明末清初厦门岛的形势看,在雍正年间这一时期建,也比所谓的建于1662年要可能些。

  为何如此说?这是因为目前流行的有关妈祖显应的传说故事虽有妈祖如何助郑成功率水师进入鹿耳门港驱逐荷兰人的故事,但更多的是如何神助清军在与郑军的对峙中获取海战的胜利的故事。如林清标撰写的《敕封天后志》的《神迹图说》中,并没有助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却有助清军战胜郑军的故事数则,如“助风退寇、井泉济师、引舟入澳、澎湖助战、海岸清泉”等5则。

  如“助风退寇”的故事说:“国朝康熙庚申年(1680)二月十九日,将军万(正色)统舟师征剿厦门,驻崇武,与敌(郑军)对垒。夜梦天后告之曰:吾佐一航北汛上风取捷,随使其远遁。次日果得北风骤起,敌遂披靡大败而退。至二十六日,舍厦门,入台湾,内地海宇自是清宁。万将军大感神助,立即具本奏神保佑之力。圣上甚慰阴功,钦赐御香、御帛,差官赉昭到湄庙加封致祭。”

  “井泉济师”的故事云:“靖海将军侯施(琅),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奉命征剿,大师云屯于平海。此地斥卤,樵汲维艰,只有神宫前小井一口,甚浅。当炎天旱候,尤为枯竭,数万军取给炊灶弗继。将军侯乃祝诸神:‘以大师札住,愿借神力,俾源源可足军需’。祷毕,而清泉沸溢。真不异耿恭拜井之奇。因是千万军取用不竭,爰勒石额之曰‘师泉’,并作师泉志,以著神庥。”

  “引舟入澳”的传说曰:“国朝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将军侯施,舟次平海,因谋进取,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夜开船,一宵一日,仅到乌坵洋。因无风不得行,令驾回平海。未到澳,而大风倏起,浪涌滔天,战舰上小艇随涛浮漾外洋,天水淼茫,十无一存之势。次早风定,差船寻觅,及到湄州澳中,见人船无恙,且喜且骇曰:‘似此风波,安得两全。’众曰:‘昨夜波浪中,我意为鱼腹中物矣。不意见船头有灯笼火光,似人挽缆至此,皆天后默佑之力。’将军侯因于二十二年(1683)正月初四早,率各镇营将领,赴湄致谢。过观庙宇,捐金吊各匠估价买料,重兴梳妆楼、朝天阁,以显灵惠。”

  “澎湖助战”的故事讲:“国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将军施奉命征剿台湾。洋洋大海,澎湖系台湾中道之冲,萑苻窃踞,出没要津,难以径渡。侯于是整奋大师,严饬号令,士卒舟中,咸谓恍见神妃如在左右,遂皆贾勇前进,敌大发火炮,我舟中亦发大炮,喊声震天,烟雾迷海,战舰衔尾而进,左冲右突,凛凛神威震慑,一战而杀伤彼众,并淹没者不计其数。其头目尚踞别屿,我舟放炮攻击,遂伏堵驶舟而遍,澎湖自是肃清。先是未克澎湖之时,署左营千总刘春,梦天妃告之曰:‘二十一日必得澎湖,七月可得台湾。’果于二十二日澎湖克捷,其应如响。又是日方接战之顷,平海乡人入天妃宫,咸见天妃衣袍透湿,其左右二神将,两手起泡,观者如市。及报是日澎湖得捷,方知此时即神灵阴中默助之功。将军侯因大感神力默相,敬缮奏闻。”

  “海岸清泉”的传说曰:“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将军侯施征剿台湾,大海之中,井泉甚少,每于潮退时,就海次坡中扒开尺许,具有淡水可餐,及进军台湾,彼处之淡水遂无,因念神庥,并叙入奏章。”

  由此看来,似乎妈祖对清王朝的助佑较多于对郑军的庇佑,换言之,清朝比明朝似乎更信仰妈祖,所以,清朝时所建立的妈祖庙多于明朝是有一定根据的。

  其次,朝宗宫所在的玉沙坡,其位置在虎头山与蜂巢山之间,在明朝及晚明郑军占据时,还未开发出来作为港口使用,只是一般的港湾,或是疍民聚集的地方。当时多使用的地方是蜂巢山东边与五老山之间的海湾与旷地。如“五老山,即南普陀山也。五峰森列,如画之五老图,故名。环然相接而旷,其南与太武对,其下为校场埔,演武亭在焉。外有头巾礁,在海中。”“演武池,在澳仔社口,郑成功演武处也。今为民田灌注。”这澳仔社在蜂巢山的东麓山边。也就是说演武池、演武场与玉沙坡海湾中间隔着蜂巢山。同时,从澳仔社的地名,也可以看出,在蜂巢山的东麓也有个海湾,因社建在海湾边,故名“澳仔”。

  然而,从乾隆年间《鹭江志》所附地图“鹭岛全图”看,虎头山与蜂巢山之间玉沙坡海湾似乎就是明郑时的演武池,换言之,该图画的是乾隆三十一年的情况,但它却将清代以后在玉沙坡建的厦门港和明郑时的演武池连通在一起。因为此湾底的岸边有“演武亭”。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厦门港周边的实际地形地貌后,就可以发现明军与郑军作为演武池、演武场的海湾是处于现在蜂巢山的东麓,而玉沙坡与沙坡尾之间的厦门港则处于蜂巢山的西麓,因此《鹭江志》的“鹭岛全图”画得并不准确,因为演武池与厦门港并不连通,它们隔着蜂巢山,各有自己的出海口。因此,明军与郑军用于操练水军的这一海湾——演武池及边上的演武场与鹭江连通的出海口应在蜂巢山东麓的现厦门大学医院那里,而与清代以后兴起的厦门港的出海口则在蜂巢山西边,《鹭江志》的“鹭岛全图”上画的主要是厦门港的出海口。因此,明郑的军队与水军要到五老峰下的演武场、演武池,根本不用进入玉沙坡内的港湾,而直接从澳仔社边上的海湾进入即可,而且那里直接与鹭江通,要在那里操演水军也才有场所,而玉沙坡中的小湾是不适于操演水军的。所以,如果明郑时期郑成功的军队要在演武池、演武场边上建妈祖庙来保佑其水师的话,其庙宇应建在蜂巢山的东麓的演武池边上,如澳仔社那里,而不会建在蜂巢山西麓的沙坡头。因为在明朝时期,那里还没有用来作港口,也没有大片的旷地来做训练军队的校场,而是仅停泊连家船的地方,相比之下显得比较荒芜与冷清。

  厦门港的兴起与繁荣,主要是在清康熙二十二年清军统一台湾以后。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将军施琅挂侯印驻扎厦门。嗣是水师提督开府于此,移驻石浔巡检司。二十五年,以泉州府同知分防厦门。雍正五年,又以兴泉永道驻焉。”换言之,在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厦门成了经营台湾、海外的重地。清王朝将福建水师提督衙门、厦防同知衙门、兴泉永道衙门,闽海关衙门等都建立在厦门岛上,也因此需要有军港、商港,如厦门水师提标五营战船“额设七十只”,它们应有一个港湾可以停泊。由于虎头山与蜂巢山之间的“玉沙,在厦港,环抱如带,长数百丈,上容百家”,其俗称“海沙坡”,为一天然的沙岗,厦门港外的天然屏障,其内原本就有一天然的避风港,而且它上面的沙取之不尽,“风水淘汰,毫无所损,每商船出港,取数百石作重,终岁不竭。”换言之,玉沙坡均由海沙构成,战船、商船等在空船行驶时取海沙做压舱物,再怎么取,其也是“终岁不竭”。而且它比明军、明郑的演武池、演武场离当时设立福建水师提督府的厦门城也较近些,所以在此地兴建厦门港应是较好的选择。而厦门港的兴建,也使得这个在明代较冷清与荒芜的地方逐步兴旺起来。如康熙二十二年后,在虎头山与蜂巢山之间的厦门港地区建立了不少官衙,如“厦防同知署,在城外厦门港保鸿山寺之东。康熙二十五年,移泉州海防同知驻厦门建,”其有完整的官衙府第。“石浔司巡检署,在城外厦门港保,碧山岩前,康熙十九年,由石浔移驻建”。“前营守备署,在城外碧山岩前”。“配料馆为台湾公馆,在厦港太平桥”。“厦门恒裕仓,在厦港,计八十间。康熙四十二年始建”,“额谷共二十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石”,“其在厦门港石浔司署左侧,厦门同知管理(俗称厅仓)。”“泉防厅仓,在厦门港,去海防署数百武”,其粮食“存数十三万三百六十八石”。“紫阳书院,前在西门外朝天宫,康熙年间移厦门港,同知范廷谟所创也。”除此外,避风港的天然屏障玉沙坡上也建了许多机构,“文汛口,在厦门城南玉沙坡,一名海沙坡”,“厦防同知司理。厦门为通台贩洋、南北贸易商船正口,厦防同知为司口专员。凡渡台及南北经商贩洋之船出入,挂验牌照、稽查舵水人等箕斗及搭客姓名籍贯,给照放行;盘收台运兵谷、兵米,传递台湾文书夹板,管理地方事务。其汛口俗呼文汛口”。“武汛口,在玉沙坡,与文汛口近,水师提标中营参将司理。商船出入,赴口挂验”。“炮台汛口,在玉沙坡,与文、武汛口毗连”。“厦门港炮台,在玉沙坡,临海”。“炮台汛口在玉沙坡,与文武汛口毗连,提标五营弁轮守。以上文武汛口稽查舰只出入。”“军功厂,在厦门港玉沙坡”。“军工战船厂,前在厦门水仙宫右,至妈祖宫后止,泉州府承修时所设。后改归汀漳道,遂废”。“乾隆元年,复设于妈祖宫(即朝宗宫)之东。南临海,北临港,东西四十丈,南北十五丈。盖造官厅三间,护房六间,厂屋四间,厨房一间。左右前后围以篱笆。泉厂遂移设厦门。”闽海关“厦门港小口,设海沙坡,离正口二里,派书役查验。海船进港,先赴验明放行,正口征税。稽查金门、烈屿、安海及吾屿、岛美各等渡货物”。

  当港口建设好后,除了兵船外,由于“厦门对渡台湾鹿耳门(即台湾府城的外港)”,其商船(横洋船)“向来千余号,配运兵谷、台厂木料、台营马匹、班兵、台饷、往来官员”等。这些商船进入厦门后,也须停泊在厦门港内。此外,厦门港内还常泊有不少贩南北洋的“贩艚船”和远海捕鱼的渔船等。

  由于厦门港的逐步繁荣起来,而且在该地的人们多从事与海洋有关的事务,自然也需要有崇拜海神妈祖的地方,因为如果跑到厦门城西门外的朝天宫祭拜,需要走很多路,所以,在该地建造妈祖庙自然就成了必要。所以当康熙年间厦门港的建设基本就绪后,雍正年间在该地建造妈祖庙也就有必要和有根据了。而且在康熙六十年,为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率清军渡海作战也多受到妈祖的神助,用了七日时间就擒获朱一贵,以致在林清标撰写的《敕封天后志》有了“海岸清泉”、“潮退加涨”两则妈祖灵应故事,也导致雍正四年,雍正皇帝为湄州妈祖祖庙、厦门朝天宫和台湾妈祖庙等赐匾“神昭海表”,褒奖妈祖。所以,雍正年间官方在厦门港建造妈祖庙——朝宗宫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至于雍正年间官方建造的这座朝宗宫的规模,根据乾隆五十二年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的一些奏折中所反映的情况看,大约它是一座三进双边有护厝的庙宇建筑。

  清政府镇压林爽文的军事行动开始以来,需“仰借(妈祖)神庥”,而且海神妈祖也有一系列“恬波效顺”的功劳,故清政府觉得“自应特隆昭报”,所以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五日(17871124日)大学士和珅给在厦门从事战事后勤工作的闽浙总督李侍尧发去了“谕令”,转告了乾隆皇帝的“上谕”,其云:

  大学士和字寄闽浙总督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现在剿捕台湾逆匪,一切军粮、火药等项,皆由海洋运送,其派往之将军、大臣及随征将弁人等远涉重洋,均须风色顺利,方可扬帆径渡。因思该省向来崇祀天妃,最为灵应。此次剿除逆匪,官军配渡,尤必仰借神庥,恬波效顺,自应特隆昭报,以祀助祐而达歆禋。着交李侍尧即查明附近海口向于何处建有庙宇最称显应之处,如稍有倾圮,即另行修葺完整,以肃观瞻,并将该处应用匾额、联对开明尺寸奏闻。候朕亲书,颁发悬挂,用昭虔敬,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要李侍尧调查哪些海口的妈祖庙“最称显应”,如果庙况“稍有倾圮”,则可以由官府出钱修缮,“以肃观瞻”,而如果需要皇上敕赐亲笔书写的匾额、联对什么的,也请“开明尺寸”奏报上来,皇上一准赐予。

  李侍尧在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接到这一上谕后,赶紧派厦防同治刘嘉会等在厦门港天妃宫——朝宗宫做了一些调查与评估,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17871220日)向乾隆皇帝上了一本“奏折”,他报告说:

  闽浙总督臣李侍尧跪奏,为遵旨查奏事。窃臣于前月二十六日,奉到廷寄上谕:“闽省向来崇祀天妃,最为灵应。此次剿除逆匪,官军配渡,尤必借神祐,恬波效顺,自应特隆昭报,以祈助祐而达歆禋。著交李侍尧查明附近海口向于何处建有庙宇最为显应之处,如稍有倾圮,即另行修葺完整,以肃观瞻,并将该处扁(匾)额、联对开明尺寸奏闻。候朕亲书,颁发悬挂,用照虔敬,钦此。”伏查:谕旨到闽甫经两日,将军福康安等即得顺风,一昼夜飞渡鹿港,仰见至诚昭格。(朱批:实有不可思议处。)神应潜孚奏凯,蒇功早呈吉兆。臣查闽省各属县及海口俱有天妃庙,而厦门港口一庙尤为灵应。缘商舡出入俱由此港,是以祈求报赛,无不骈集牲牢,香火几无虚日。臣因祈祷顺风,亦尚亲至拈香,应即将此庙修理,恭请御书匾对张挂,以昭圣敬而迓神庥。随委通判朱慧昌会同厦防同知刘嘉会勘估去后,兹据查明,庙前即系厦门港,砌有石岸,上建戏台。大门内正殿三间,后殿三间,两旁廊屋二十余间,庙宇神像俱尚完善,惟分绘多有剥蚀,砖瓦木石因年久,亦有缺坏蛀腐者,应量为添换,共需费五百两,即可修葺一新等因,除择日兴工外,谨绘图并将匾对尺寸另开清单进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十一月十二日。

  李侍尧上奏的奏折中还附有需要修缮的“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厦门港天妃庙图”,此即乾隆五十二年修缮前的朝宗宫图:

   

  从这份奏折与所附的厦门港天妃庙(即朝宗宫)图可以看到,在乾隆五十二年时或之前,厦门港沙坡头上的朝宗宫,坐北朝南,面朝着避风海港,它是一座有着三进厅堂并且两侧加有一系列护厝的宫庙建筑,即其有门厅(即图上所写的“大门”)、大殿与后殿三进,而且大门前还建有戏台,两侧均有护厝,根据李侍尧的奏折“两旁廊屋二十余间”,因此该宫庙在当时占地蛮大的,以此图来估算,该庙至少应有近千平方米的规模。而且该年因庙宇内的“神像尚俱完善,惟分绘多有剥蚀,砖瓦木石因年久,亦有缺坏蛀腐”等因,故“应量为添换”,因此请求朝廷下旨重修,而这一修缮的花费大约是“五百两”白银。而且根据李侍尧的奏折中所表述的“臣查闽省各属县及海口俱有天妃庙,而厦门港口一庙尤为灵应”以及他经常为战事的运输而去该庙祭祀求助的情况看,朝宗宫不仅是一官祀的宗教场所,而且还因为其就建在厦门港的出海口处,并“缘商舡出入俱由此港,是以祈求报赛,无不骈集牲牢,香火几无虚日”。所以,这个在厦门地方志书上仅寥寥几笔记载的庙宇,在乾隆五十二年时,实是一座香火鼎盛的大庙,前来祭拜、求助的人很多,主要的应是商船的船主、船工、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负责海运的官员、准备渡台的官员、将弁、水师官兵,以及厦门港当地居民等,他们到此祭拜的目的应该都是为了求海神妈祖助顺、平安速渡,或者妈祖保佑人们平安等,也因此,所有这些在此拜拜的人就构成了以朝宗宫为中心的一个信仰组织或者祭祀圈。

  乾隆皇帝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看到此奏折,马上同意李侍尧的请求,并立即按李侍尧奏折附上的尺寸写了两个匾额和联对等,交给军机处,并要他们准备两份敕赐品,一并发下,“一分送天后本籍兴化庙内安奉”,另“一分于厦门海口天后宫内敬谨悬挂,以昭妥佑”。

  军机处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备好所有御赐品后,马上发文知会福建等地的官员,其云:

  蒙发下御书天后庙匾对各二分,供器、珠幡各二分,奉旨发交刘峨,自行派员赍送山东,交与长麟,递送江苏闵鹗元,递送浙江琅玕,接送福建交与徐嗣曾,将一分送天后本籍兴化庙内安奉,其一分于厦门海口天后宫内敬谨悬挂,以昭妥佑,钦此。专此布闻。除将匾额、供器交顺天府转寄外大人递行知会各处遵照办理,不必具折覆奏。并候近祉。不备。

  御书匾对一分,掐丝法琅(珐琅)五供一分,掐丝珐琅八宝一分,漆桃杆座穿珠幡一对,各色香丁九匣,紫藏香九仔,黑藏香十仔。御书匾对一分,掐丝珐琅五供一分,掐丝珐琅嵌玉八宝一分,漆桃杆座穿珠幡一对,各色香丁九匣,紫藏香九仔,黄藏香十仔。

  根据此文件,这些皇上的敕赐品除了匾额、联对外,还有宫廷用的景泰蓝(珐琅)供器和御用的“藏香”。这些御赐品需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的巡抚转递,交到福建巡抚徐嗣曾的手中去办理。但乾隆御书的匾额上写些什么内容,从这一军机处的文件中却看不出来。不过,这匾额上的内容在同一日乾隆皇帝给军机处的谕旨中则有明示,该谕旨首先表述了御赐的原因,其曰:“闽浙总督李侍尧奏,遵查闽省各府县及海口,俱系崇祀天妃庙,而厦门海口尤昭灵应,自宜量加修葺,恭请御书扁(匾)额,以昭圣敬而迓神庥。”其后则提到:“御书福建兴化府天后宫扁(匾)曰‘翊灵绥佑’,厦门天后宫扁(匾)曰‘恬澜贻贶’。”嘉庆年间穆彰阿等编撰的《嘉庆重修一统志》也记录了此事。该书的《泉州府·祠庙》条记载了乾隆皇帝御赐厦门港海口天后宫的情况,其曰:“天后宫:……一在同安县厦门海口,本朝乾隆五十二年奉旨重修,御书扁(匾)额曰‘恬澜贻贶’。”由此可见,乾隆五十二年乾隆皇帝御赐给厦门港海口的天后宫的匾额为“恬澜贻贶”。而根据《厦门志》“乾隆五十三年御赐朝宗宫匾额:恬澜贻贶”的记载看,这一“厦门天后宫”或“同安县厦门海口的天后宫”、“同安县厦门港天妃庙”就是厦门港的朝宗宫。蒋维锬、刘福铸编辑的《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二辑)《匾联卷·匾额编》34页处将该庙称之为“福建厦门同安海口天后宫”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把这一座在厦门岛的厦门港口上的朝宗宫划到“同安海口”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即地理方位上错了。

  根据上述所引的咸丰元年的碑记看,从乾隆五十二年后,过了60多年,到了道光末年时,当燕山陈世荣随裕将军来闽任职闽海关,到朝宗宫福建的闽海关小口巡查时,看见朝宗宫的庙貌等状况并不太好,于是就发动官绅捐资重修,并捐资在朝宗宫增建了“天上斗母楼”,上供奉三官大帝、斗母娘娘、眼光娘娘等。他又听到朝宗宫的主持锦荣和尚抱怨说:该庙缺乏香灯费,于是作主由闽海关每月从税收中支付2元为圣母殿的香灯费,管武汛口的营哨船每月从其收的税中支付2元为斗母楼的香灯费,所以,到咸丰元年(1851)左右,朝宗宫除了三进结构外,又增加了斗母楼。每月有4元香灯费收入,当然其他人的香火钱也应该有些。所以在咸丰年间,朝宗宫仍是一个厦门港地方的官办寺庙,庙中有和尚主持、管理日常事务,由于在五口通商后,厦门的商港移到了厦鼓之间的各码头,厦门港主要居住的是渔民等,所以这时朝宗宫的信仰组织主要由厦门港地区的岸上人与渔民等构成。

  下面是一幅1890年拍的厦门港的照片,照片上紫日注了几个地方,其中在玉沙坡的沙坡头、沙坡尾上有文汛口,朝宗宫、船厂、武口炮台,基本还是准确的。但从照片上也没有见到洋楼,即那时的洋行等都在现在的镇邦路到轮渡公交站一带,说明港口等已移到那个地方,沙坡头只剩闽海关的文汛口了。而且从这张照片上看,那时的连家船主要集中在沙坡头的入口处,也即今天的关刀河巷子的地方,还不愿意停泊在厦门港中,显然在光绪年间,这里居住的除了连家船的渔民外,还有就是岸上的居民了。

   

  而根据1941年厦门市教育局第二科对厦门市寺庙斋堂的调查,朝宗宫在厦港沙坡头十号,由于主祀天上圣母和释迦文佛而被归于神教与佛教。该调查还认为“本宫建自清时,为厦港渔民集会之所”,除了主祀神妈祖与佛祖外,还“供奉四海龙王及风雨雷电之神”等,其“佛偶像九尊,神偶像廿四尊”。换言之,此时在沙坡头只剩下一座庙宇,即朝宗宫,面积大约“66平方米”,风神庙、龙神庙已不存在,以致风神庙与龙神庙的神灵也都集中供奉在朝宗宫内。这表明民国廿一年围海造鹭江道、民族路等的工程中,确把以前的朝宗宫、斗母楼、龙神庙、风神庙拆除了。这才导致“民国廿九年(1940)由宗守禅师代为筹款重修”一间朝宗宫,此时的朝宗宫面积才66平方米,完全不能和清代的相媲美。此外,当时朝宗宫的管理惯习是“董事制”,也就是说,当时成立了朝宗宫董事会来管理庙宇的事务并组织庙宇的年度祭仪等活动,而且聘请了“陈庄氏楼”为主的两位“斋姑”在庙里做庙祝,管理和从事该宫庙的日常打扫、上香等事务。所以在民国廿九年时该庙已成了“厦港渔民集会之所”,所以当时该庙的主要崇拜者为厦门港地区的渔民,其信仰组织主要由厦门港的渔民构成。由于渔民往往是在每个渔季开始前需向妈祖求助,如询问“开海门”的日期与时辰等,此外,远海归航后也有诸多还愿的活动,所以,平时该庙“香资冷静,概由各善信捐助”,“每月香资收入四十余元”,但维持庙宇日常拜拜的费用,“每月经费支出约百余元”,“不足之数,皆由年中行事剩余之款补充”。换言之,由于渔民在鱼季快开始时与鱼季结束时有较多的祭祀妈祖的活动,另外,妈祖圣诞时(如农历三月廿三日或九月初九日),来祭拜多少都会给些香火钱,故在这些祭拜活动中,该庙的收入就多一些,而且相对热闹些,因此这些祭祀活动的收入可以用来补贴月收入不敷支出的困境。另外,因“在厦港一隅,战前,悉赖海面生活者5000余人”,渔民以海为田,即崇拜海神妈祖,也崇拜龙王,所以多俗称这已将妈祖与龙神融为一体的朝宗宫为“龙王宫”或“妈祖龙王宫”。

  因此《民国厦门市志》载:“朝宗宫在玉沙坡(注:因筑电灯厂拆去)”的记载,反映的是1940年前的情况。换言之,该志认为在民国廿一年以后围海建筑堤岸的过程中,由于在民国初(大约1911-1915年)沙坡头建电灯厂,朝宗宫等被拆除了。而后在1940年,由“宗守禅师代为筹款重修”,然而,重修后的朝宗宫已没有清代的规模了,只有“66平方米”,而且朝宗宫、斗母楼、龙神庙、风神庙中的神灵都集中于一宫庙中,形成朝宗宫中有“佛偶像九尊,神偶像廿四尊”的情况,故在20世纪50年代文物普查时它还存在,但却被人称为“龙王宫”。如《厦门市(厦港)区乡(镇)文物古迹普查登记表》曰:“龙王宫”,其为“木质建筑物”,地点在“厦港(沙坡尾),现在围在厦门电厂的围墙内,作为工人宿舍。”在表格中有个备注,其云:“据人说:风神庙、龙神庙均合并在龙王宫,即三个庙合成一个龙王宫,现在龙王宫中有朝宗宫的木匾一个。”因此看来,在20世纪50年代,朝宗宫仍存在,只是被人称为“龙王宫”了。

  据说1959年的12级台风袭扰厦门后,朝宗宫(俗称的龙王宫)才毁坏,此后,妈祖、龙王等神像流落原庙祝的家中,人们有事到那里拜拜。文革期间,神像由厦门港的渔民藏了起来,在家偷偷祀奉、崇拜。改革开放后,1992年妈祖暂居铣局巷29号阮碰花女士的家,其家的厅堂也成了厦港渔民来祭拜妈祖的场所,阮碰花女士也与阮吉生、阮严峻等构成董事会,处理厦门港渔民崇拜妈祖的各种事物。因来祭拜的人多,场所小,不利于妈祖崇拜活动的开展,故需要为妈祖等神明重修庙堂为祭祀场所。于是,阮碰花女士等在1999年商议选择民族路130号后门处的厦门港湾边重建朝宗宫(当时俗称龙王宫),消息传出去后,广大海内外信众闻知善举,慷慨解囊捐资,后又得到港商林玉锟的鼎力相助,购下现宫址的旧房,而后台商阮福贵等也大力资助,阮碰花女士、刘家辉等人也四处募捐,并主持兴建,“于2000年农历六月初六起动工,请闽南能工巧匠精心施工监造,于2001年农历十一月初八竣工,初十举行落成典礼。”

  新建的妈祖龙王宫(朝宗宫)设立在厦门港(现为渔港)湾边,为三开间的两层楼建筑,座西朝东,前有一埕,楼上为供奉神明的庙堂,楼下为处理各种日常事务的办公室、厨房等。庙堂的大门上悬挂“龙王宫”的门匾,左边小门上悬挂着乾隆题写给朝宗宫的匾额“恬澜贻贶”(镜框)。庙堂中有五个神龛,正中的神龛内供奉天上圣母妈祖,外则有千里眼、顺风耳,神案下供奉着虎爷,其供桌上写着“妈祖龙王宫”。左边第一神龛内供奉着四海龙王,左边第二神龛内供奉着天风元帅、中坛元帅等神明,右边第一神龛供奉着太上老君,右边第二神龛供奉着水仙王及水仙王差船。由此可见,现在的宫庙虽以民间俗称来称呼该庙,但庙宇中的供奉仍是承袭了朝宗宫以妈祖为主祀神明的传统。

   

  图三:现妈祖龙王宫(朝宗宫)供奉的神灵

  妈祖龙王宫(朝宗宫)重建后,也建立了管理委员会,其第一届管理委员会的名誉理事长为:阮福贵、林玉锟、刘家辉、陈应球、杨建嘉。理事长为阮碰花(女),管理成员有:阮碰花(女)、阮吉生、张亚福、阮丽珍(女)、阮老古。理事有:陈添财、陈财治(女)、阮亚定、张仙和(女)、张素绢(女)、张德福、张再发、陈正凯、汤细果(女)、张羡石(女)、张玛佬(女)、张玉兰(女)、阮银菊(女)、陈亚琴(女)、谢重庆、詹成春、张奋辉、赖明生、欧乌糖(女)、王火明。秘书长为阮老古。监事为阮再成、吴玉銮。此外,该庙还聘请龙海的周少全道长来作为醮事的宗教仪式执事者。

  2011年妈祖龙王宫(朝宗宫)管理委员会换届,现任的管委会主任委员为林招治(女)。常委为:阮吉生、阮亚尾、阮丽珍(女)、余亚德、张再发、阮鹭清、阮鹭月(女)、阮老古(兼秘书长)。委员有:许美丽(女)、林丽琴(女)、张官兰(女)、谢重庆、詹成春、张奋辉、苏明国、张亚华(女)、欧石头、阮亚霞(女)、阮固定、许美珍(女)、王火明、郑雪真、李志勇、黄毅、林坤山等。龙海人周少全道长仍是该庙聘请来的醮事仪式的执事者。

  龙王宫现已是在厦门市民政局登记备案的民间信仰宗教活动场所,每天都开放让人们来拜拜。每年该庙的年度宗教仪式主要有农历二月十五日的太上老君诞,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的妈祖圣诞祭,农历七月二十六日的普度祭仪,农历十一月十五日龙王圣诞祭,以及初一、十五的法会等。在妈祖圣诞前,该庙也会组织信众到湄洲岛妈祖祖庙去“请火”或“刈香”,有时请火或刈香回来,也举行妈祖绕境的活动。此外,每隔几年厦门港龙珠殿举行“请王送王”仪式时,妈祖龙王宫也会积极参与或帮衬。

  2013年,在厦门地方文人的提倡下,妈祖龙王宫在宫庙前修了牌坊,其对联由前厦门文化局长彭一万撰文,其曰:“圣德昭彩安海宁,母仪祥瑞耀人寰。”

  2014年,妈祖龙王宫获准恢复朝宗宫的名称,朝宗宫的宫名匾由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题写。

  注释:

  ①乾隆三十一年薛起凤主纂:《鹭江志》,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②道光十九年周凯总纂:《厦门志》,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48页。而在1947年李禧等修的《民国厦门市志》中也是如此简略,其曰“朝宗宫,在玉沙坡。(注:因筑电灯厂拆去)。”

  1947年李禧等修《民国厦门市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④而实际上当时只拆了部分,还保留了部分庙宇。

  ⑤钟毅峰:《厦门港疍民生计方式及其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1)。

  ⑥妈祖龙王宫:《妈祖龙王宫简介》。

  ⑦同①。

  ⑧同②,第48-49页。

  ⑨同②,第10页。

  ⑩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二八《泉州府·祠庙》载:“风神庙在同安县厦门,本朝乾隆元年奉旨建”的情况看,此庙的始建年代有争议。

  同②,第10页。

  卢志明、徐晓晶:《古石碑古文献揭开厦门港‘朝宗宫’之谜》,《厦门日报》2012107日第8版《地理》。

  林清标:《敕封天后志》,莆田贤良港妈祖祖祠重印本。

  乾隆三十一年薛起凤主纂:《鹭江志》卷之一《山川》,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乾隆三十一年薛起凤主纂:《鹭江志》卷之一《河池》,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同②,第14页。

  同②,第118页。

  道光十九年周凯总纂:《鹭江志》,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同②,,第38-39页。

  同②,第43-44页。

  同,第200页。

  同②,第84页。

  同②,第91页。

  《鹭江志》,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

  同②,第120页。

  同②,第156页。

  同②,第133页。

  《著两广总督李侍尧查明天妃庙需修缮处及匾额、联对尺寸事上谕》,《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军机处录闽浙总督李侍尧为天妃庙修缮及进呈匾对尺寸事奏折》,《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9799页。

  《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厦门港天妃庙图》,《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

  在该奏折的尾部有:“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览。钦此”的朱批,表示乾隆二十五日看过李侍尧的奏折,并按李侍尧的请求做了批复等。

  《军机处为发下御书天后宫匾额供器致福建官员知会》,《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100102页。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三。

  穆彰阿等编撰:《嘉庆重修一统志二五》(四部丛刊续编史部)卷四二八《泉州府·祠庙》,第30页。

  民国三十年厦门市教育局第二科:《厦门市宫庙调查表》,5-6页。

  《民国厦门市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412页。

  厦门过去真正的龙王宫在南普陀寺右侧,沙坡头上的是“龙神庙”,当然,也是供奉龙王的。

  《妈祖龙王宫重建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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