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与社会菁英: 清代至日据时期台北大龙峒保安宫 的领导阶层
2018-02-11 字体显示:

  谢贵文

  (台湾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系教授)

  内容摘要:被誉为“台北三大庙”的大龙峒保安宫,自清代中叶创建以来,历任的领导阶层多为社会菁英,如清代与日据时期的王姓家族、陈维菁、蔡丕基、陈树蓝、张梦星、陈培根、林启辉、林明德、黄玉阶、黄赞钧等人,皆是具有功名或官职的地方绅商。本文探讨他们的身分背景、投入庙务的动机,及如何借此来提升个人地位与影响力,以深入观察社会菁英及其权力建构,并掌握寺庙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实际运作及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大龙峒保安宫社会菁英象征资本文化权力网络民间信仰

  一、前言

  在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中,社会菁英是许多学者关注的课题。一般认为社会菁英拥有一些特殊的身份、地位、财富、道德、教育、识字能力与影响力,他们可以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地方社会的领导者,可以中介于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不仅是国家权力向下发展的末端,也可能是地方社会权力向上发展的起点。学者注意到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公共领域”,官方、地方菁英与民众的声音或力量皆可在此表达。透过此一空间,除了可以让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进行沟通外,还可使国家权力彰显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或展现权威、影响力,以及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力;而地方菁英则在此投资象征资本或建构文化权力网络,借以提高其声望与社会地位,或展现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另有学者更进一步强调民间信仰的庙宇、祭典组织及各种仪式,是地方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领域之一。例如Prasenjit Duara提出“文化权力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的概念,认为社会菁英借由参与宗教祭祀的组织及其建立的关系,在地方社会建构、维持或展现其权威与力量,或是表现其合法性地位的网络。Timothy Brook则提出“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观点,亦即将自己的声望、社会地位视为一种财富,而予以投资在公共领域之中,如地方菁英捐助与支持地方公庙,虽无法获得实质的利益,却可提升个人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并累积个人在社会菁英中的声望。①

  由这些研究可知,社会菁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重要的中介,他们透过公共领域,尤其是民间信仰的庙宇、组织与仪式,来建构自身的文化权力网络,累积个人的象征资本,进而提升在地方社会的声望与地位,并增加与官方互动交涉的筹码。本文即在此一研究基础上,以被誉为“台北三大庙”之一的大龙峒保安宫为对象,探讨其自清代至日据时期的领导阶层,包括他们是哪些社会菁英?具有何种背景与条件?促使其投入庙务的动机何在?如何借此来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对官方的影响力?希望透过这些问题的讨论,能对社会菁英及其权力的建构有更深入的观察,也能更清楚掌握民间庙宇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实际运作及其发挥的作用。

  二、清代时期的领导阶层

  早年先民由闽粤渡海来台,为求航海平安及开垦顺利,常会将原乡神明的神像或香火随身携带,抵台后在自宅或搭草寮供奉。随着地方的开发与聚落的扩大,居民日益增多,灵验的私家神明渐有外人祭拜,而转化为公众信仰的神明,并在地方头人的提倡与居民的支持下正式建庙,成为当地的信仰中心。这些公庙大多位在聚落的中心,住户最为密集,居民在庙埕聚会、休闲及参与庙会活动,朝廷则在此宣讲圣谕、教化百姓,摊贩、市场、店铺等各项商业机能也由此开展,使寺庙兼具宗教、教育、娱乐、商业等功能,而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核心。

  由于寺庙对地方发展有重要影响,故主导或直接参与庙务者多为社会菁英,台北大龙峒保安宫亦然。保安宫的创建年代虽有多种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发起并统筹建庙事宜者,即是当地的富户王姓家族。例如根据日人铃木清一郎的调查,认为该庙建成于嘉庆3年(1798)十月上旬,是由同安县移民共同商议推举王建元为董事,并向大加蚋及其他地区同乡募款集资修建而成。②又如日据时期《社寺庙宇に关する调查·台北厅》亦指出该庙建于嘉庆年间,由王仁记、王义记等王姓商号所发起兴建。

  王姓家族为大龙峒地区的首富,经营贸易扩及南洋一带,有番船数十艘,事业资本雄厚,故能主导保安宫的兴建。保安宫建成后,王姓尚与当地郑、高、陈等姓富户合资在其左侧购地,兴建两排四十四间木造瓦盖的店铺,俗称“四十四坎”。民间传说四十四坎是以建保安宫剩下的材料来兴建的,又据嘉庆15年(1810)《四十四坎阄约》记载其范围“东至保安宫巷二坎内为界”,皆显示两者关系之密切。四十四坎有“隘门内”之称,因防御聚落需要,在其两端皆设有隘门,东侧靠保安宫者题为“小邑弦歌”,西侧则为“大隆同”;而隘门内的四十四坎又有“顶街”之称,与大同隘门西侧至土地公庙的“下街”相对,亦为大龙峒地区最早发展的商业街市。

  除王姓家族外,陈姓家族也以其经济实力及文教地位,跻身大龙峒地区的领导阶层,并成为保安宫管理阶层的重要成员。陈姓先祖为福建泉州同安登瀛人,乾隆45年(1781)开基祖文澜公渡海来台,最初于淡水悬壶济世,至其生活安定后,三个儿子才陆续来台团聚。长子陈逊言于乾隆53年(1788)来台,时年二十岁,后来迁居大龙峒,创立“陈悦记”商号,开创陈姓家族的兴盛荣景。逊言以勤奋致富,对于宗族亲友皆颇照顾,且乐善好施,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与公共事务,不仅是陈氏家族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所倚重、地方所尊崇的社会菁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教育甚为重视,不仅出资赞助书院及捐建学宫,且礼聘师资来教育子孙,③使其家族名士辈出,也开启大龙峒的文风。

  陈逊言的长子维藻,受业于竹堑名儒郑用鉴,少为淡水附生,道光5年(1825)高中举人。他不仅文章学问为人景仰,且奖掖后进,不遗余力,许多名士文人皆出其门下,其中最负盛名者即其胞弟陈维英。维英为逊言之四子,《淡水厅志》记载其生平曰:

  陈维英,号迂谷,大隆同人,原籍同安。受业伯兄举人维藻。伯兄殁,柩厝山麓失火,无敢近者。维英独从火中推柩出,为优行生。咸丰初元,举孝廉方正,己未中本省乡试,以举人捐内阁中书,寻改主事,分部学习。回籍团练,累保至四品衔,赏戴花翎,曾主仰山、学海两书院掌教。④

  陈维英受维藻之影响甚深,不仅学问功名皆与长兄齐名,且亦以推动文教为一生职志,曾任闽县教谕及艋舺学海书院、宜兰仰山书院院长,作育英才无数,也造就大龙峒的鼎盛文风,而有“五步一秀,十步一举”之美誉。地方人士皆尊称维英为“老师”,并将嘉庆12年(1807)创建的陈悦记祖宅称为“老师府”。

  陈维英虽未直接参与保安宫的庙务,但咸丰3年(1853)曾主导于庙内设立树人书院,并以地方名士的身分撰写一副楹联,今仍留存于正殿之内,联曰:

  保民如保赤,虎灾咒水,死者复生;

  大行受大名,龙衮绘山,人也而帝。

  此一楹联引用吴夲以柳枝代腿、咒水化形,让死于虎口的书僮起死回生的神迹传说,来推崇其“保民如保赤”的伟大胸怀,而能从一布衣医者成为万民崇拜的保生大帝,也多少反映身为社会菁英的陈氏对理想“国家”或皇权的期待。

  大龙峒陈姓家族直接参与保安宫庙务者,在1921年陈望曾所撰之“保安宫重修碑记”有载:“按《厅志》:保安宫,创自嘉庆十年,首事姓名弗可考。厥后,陈维菁、蔡丕基、陈溯河、陈树蓝、张梦星等,递次修葺,各有所增,顾以无文以纪。”其中陈维菁即是陈逊言之三子,字莪士,道光5年(1825)府学庠生,道光29年(1849)曾捐建淡水厅大甲街贞节坊,⑤同治7年(1868)亦担任保安宫重修之领导人,实为热心公益之地方士绅。

  另外,陈树蓝为陈逊言弟逊陶之长孙,字春绿,号植柳,少从族叔维英学,喜谈宋儒理学。维英任闽县教谕时,他曾与张书绅追随侍行,获维英颇多教导,学业大进。同治12年(1873)举于乡,授广东兴宁教谕。光绪16年(1890)归里,布衣蔬食,曾采撷宋儒言行编为《传心录》,可惜未竟而卒。树蓝学行俱佳,在地方颇具声名,光绪皇帝曾称其与连日春、潘成清等人“均有乡望”⑥,且亦致力于文教,大稻埕名士张希衮即其高徒。同治7年(1868)保安宫之重修,他亦为领导人之一。

  除张书绅、陈树蓝外,主导保安宫重修的蔡丕基亦受业于陈维英门下。蔡氏原籍同安,淡水附生,同治元年(1862)举人,同治7年(1868)曾捐款重建新庄街武圣庙,亦为热心公共事务的地方士绅。另有在同治、光绪年间崛起的大龙峒富商张梦星,其商号为“张怡记”,曾任当地保甲董事,颇具声望,亦为保安宫重修的领导人之一。光绪8年(1882)台北建城时,他与大龙峒另一富商王庆寿大力捐资,城内店铺也多为两人所建置,其财力与社会地位可见一斑。

  由此来看,清代大龙峒保安宫的领导阶层皆为社会菁英,包括具有功名或曾任官职的地方士绅,如陈维菁、蔡丕基、陈树蓝等人;具有财力的富商及官方指派的乡治代理人,如王姓家族与张梦星等人。另由于陈姓家族推动教育,使当地文风鼎盛,许多名士文人也都与保安宫有所互动,如陈维英等人为之撰写楹联,也更增添其文化风采与声名美誉。这些社会菁英会如此热心参与庙务,除出于个人信仰与服务乡梓的责任外,也借此提升自身的声望,累积“象征资本”,这也说明保安宫在大龙峒,乃至台北地区的重要地位,而成为许多社会菁英展现实力的舞台。

  三、日据时期的领导阶层

  光绪21年(1895)清廷因战败签订《马关条约》,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开启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日本据台之初,对本地的士绅、富豪等社会领导阶层采安抚与拢络政策,以争取其支持与合作。此一政策显具成效,除少数社会菁英内渡与退隐外,多数都选择与日本政府保持和谐稳定的关系,甚至主动成立保良局、士商公会来协助维持社会秩序、处理公共事务;日本当局也将这些社会菁英纳入基层行政与治安组织中,担任县厅及辨务署参事、区街庄长、保正、甲长等职务,并发布“台湾绅章条规”,颁授绅章给具有科举功名、有学问、资产或名望之台人,建构本地新的领导阶层,即日人所称“上流社会”。⑦

  清代时期大龙峒地区的社会菁英,后来也多与日本政府维持良好关系,而保有一定的声望与地位。例如陈维菁于1897年获授佩绅章,1905年又被推荐担任保正;⑧张梦星则为台北保良总局的创会会员,曾与其他会员代表台湾绅民向日本天皇申呈愿为其百姓之意。⑨这些绅商仍对日据初期的保安宫具有影响力,但真正掌握实际权力与管理庙产者为管理人王庆忠。王庆忠出身于大龙峒王姓家族(“王美记”商号),为富商王庆寿之弟,⑩他曾于清末台北府建城时出任董事,授五品同知;1897年又任台北县参事,资产达十一万圆,亦为横跨两个时代的地方领袖人物。

  不过,由于王庆忠的管理不善,引发保安宫所在三堡信众的不满,而由郑万镒等二十余名信徒发起,以该庙公业财产久未整理,及旧管理人应予改选为由,号召会员于1916430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在大稻埕慈圣宫召开会议,会中决议解除王庆忠的管理人职务,并重新选举管理人。这次选举有两大变革,一是由原先的单一管理人改为六名共同管理人,由保安宫祭祀圈内的三堡各选出两名,分别为一堡(大龙峒、北投、沪尾、关渡等地)陈培根、沈猪;二堡(新庄、二重埔、三重埔、芦洲、五股等地)林启辉、林明德;三堡(大稻埕、万华双园、江子翠等地)黄玉阶、郑万镒。另亦选出董事三十名及评议员若干名,前者由地方具名望与资产者担任,后者则由各堡现任保正充任之。二是明定管理人的任期为六年,其每年须将庙方所经办的公业财产及各项事务向信徒报告。这两大变革使保安宫的重要决策及经营管理不再操纵于单一个人之手,而由各堡代表共同决议与管理,且管理人有一定任期,并有向信徒报告的责任,皆使庙务运作更具地方性、公众性、透明化与制度化,对于该庙的发展有极大的帮助。

  这些新任管理人也都为富商、士绅等社会菁英,如一堡的陈培根乃大龙峒“陈悦记”之后人,热心公益,经营贷地业,好植兰花。他曾任大龙峒公学校学务委员、土地委员、台北兴殖会社社长、大龙峒信用组合长等,并承袭陈姓家族对地方文教的重视,积极推动孔庙的重建。1925年他与黄赞钧、辜显荣联名邀集台北地区的士绅两百多人,讨论孔庙建造事宜,并成立“台北圣庙建设筹备会”,综理募建之事,更率先捐出保安宫以东的土地二千余坪,同时担任修建孔庙的常务董事之一。

  二堡的林启辉为当地素有名望的前清秀才,1900年任台北辨务署第十一区街庄长,1905年任台北厅第十七区街庄长,1913年任台北厅二重埔区的区长。他对教育与宗教事务颇为热心,为兴直公学校学务委员之一,也曾兼任三重埔五谷王庙(先啬宫)内之鸾堂“集福堂”的堂主。林明德自幼饱读诗书,通晓汉学,后兼擅日语,曾游学日本。1900年任台北辨务署第九区街庄长,1905年任台北厅第十五区街庄长,1910年任台北厅新庄区长长达十年,1920年又获任命为台北州州协议会员,显见日本政府对其信任与器重。他在新庄区长任内积极任事,致力于改善社会风气、兴建学校、社会救助等事业,并修建文昌祠,兴建街役所、公会堂等,政绩卓著。

  三堡的黄玉阶为台中梧栖人,清同治8年(1869)二十岁时开始学习中医,光绪8年(1882)迁居台北大稻埕,行医济世,曾治愈大量霍乱患者,也曾在清法战时协助招兵募勇,获颁五品军功衔。日据初期,台北地区瘟疫流行,黄氏不顾个人安危,施医济药,救人无数,深获日本当局肯定,被延揽担任台北县黑死病治疗所医务嘱托、仁济院委员嘱托、艋舺保安医院传染病隔离所医务主任等职,并募资筹建济安医院与共济医院,也培育许多中医人才,对台湾防疫医疗贡献良多。1897年获台湾总督府颁发全台首张的中医师执照,翌年(1897)邀集绅商成立“台北天然足会”,提倡女性放足运动。1901年任台北监狱第一课教诲师,1910年起担任台北厅大稻埕区长多年,并曾兼任大龙峒区长,在地方有颇多建树。1915年因致力公益事业有功,获总督府颁勋六等,颁授蓝绶瑞宝褒章,为台人难得之殊荣。黄氏皈依先天道,茹素禁欲,终生不娶,又慈悲为怀,行医施药,救人无数,皆与保生大帝(吴夲)的生平事迹相仿,他能担任保安宫的管理人,实具有弘扬实践保生大帝精神之重要意义。

  除这六名新任的管理人外,1921年保安宫重修碑记尚记载三堡各有一名总董事,分别是一堡黄赞钧、二堡林清敦、三堡蔡受三,皆为跨越日据与光复后两时期的重要管理阶层。黄赞钧为清末大龙峒人,自幼穷究经史,曾应童子试。日据初期任教于大龙峒公学校,后转入报界服务,为《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925年曾与辜显荣、陈培根联名邀集绅商学界领袖,筹谋重建文庙,并负责轮班监工;至1931年孔庙三殿落成后,开始担任驻庙委员,负责实际管理工作。黄氏毕生致力弘扬孔教,日据后期曾发行《感应录》《崇圣道德报》等刊物,推展儒家劝善教化。他对保安宫的护持也不遗余力,1917年重修时担任庶务主任,工程将竣曾撰有一沿革,可惜未能付梓。

  林清敦为清末三重埔人,自少入书塾,奠立深厚汉文基础。日据时期弃学从商,善于理财,1916年被推选为三重埔信用组合长,任职长达二十余年;1918年又任台北厅二重埔区长,为学养与事业俱佳的地方士绅。林氏也对宗教事务颇为热心,除参与保安宫的庙务管理与重修工程外,也曾担任三重埔鸾堂“集福堂”的抄录生。1925年倡议修建先啬宫,任重修总董事,并亲撰《先啬宫沿革志》;1934年任大稻埕霞海城隍庙重修总董事,并被推选为该庙海内外会会长,对台北地区的宗教寺庙贡献良多。

  蔡受三为清末大稻埕人,自幼接受汉学教育,日据时期毕业于“国语学校”特别科。1903年任教于台北厅兴直公学校;1904年起任职于台北厅税务课、总务课、庶务课等。卸下公职后,经营金融事业及酒造业,并任同风会干事评议员。蔡氏对社会公益亦颇热心,连横《人文荟萃》称他“凡公共义举,莫不勇为,重修保安宫,捐金三百余圆,大博名誉。”

  这些日据时期的管理人与总董事,仍延续清代的优良传统,多为地方事业有成、热心公益、致力文教、学养俱佳的绅商,他们加入保安宫的管理阶层,使该庙与大龙峒的鼎盛文风相互辉映,建立“文化寺庙”的特有风范。其次,林启辉、黄玉阶、黄赞钧、林清敦等人,或信奉佛教,或弘扬孔教,或从事飞鸾宣化,都具有虔诚信仰与清净修持,他们参与保安宫的经营管理,也有助于深化该庙的宗教内涵。三者,由三堡推派人选担任管理人与董事,且多人为各地的区长与基层官员,显示保安宫不仅是大龙峒地区的公庙,也是淡水、新庄与大稻埕一带同安人的信仰中心,更是为官方所重视,具有丰沛人脉与行政资源的庙宇。

  四、结语

  创建于清代中叶的大龙峒保安宫,由于位于人文荟萃之地,又是泉州同安人的信仰中心,故被誉为“台北三大庙”之一,历来的领导阶层也多为社会菁英。清代时期以地方绅商为主,包括具有功名或曾任官职的陈维菁、蔡丕基、陈树蓝,及经商致富的商户与官方指派的乡治代理人,如王姓家族与张梦星等人。他们主要基于地缘关系,而以其财力与声望来主导保安宫的创建及历次修建,陈姓家族的参与更赋予该庙特有的文化风采,对于形塑其成为“文化寺庙”颇有帮助。这些绅商除支持保安宫外,也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热心文教公益事业,不仅在地方颇具声望,也为朝廷所器重,在国家与地方之间皆有其影响力。

  从清代到日据时期,虽经政权更迭,但旧有社会菁英的地位并无太大变动,保安宫的管理阶层仍以地方绅商为主,由王姓家族的王庆忠担任管理人。即使后来王氏因管理不善而遭解除职务,但改选出来的共同管理人及总董事,也皆为富商、士绅等社会菁英,如陈培根、林启辉、林明德、黄玉阶、黄赞钧、林清敦、蔡受三等人。他们仍延续旧时社会菁英的优良传统,皆为学养俱佳及热心公益者,有多人尚具有地方官员的身分,透露出日本政府透过寺庙将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企图。不过,这些带有公职的社会菁英,本身多具有虔诚信仰与清净修持,对于宗教事务也颇为热衷,显示地方士绅的责任感及自身的宗教兴趣,才是他们投入保安宫庙务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知,寺庙确实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重要的“公共领域”,也一直是社会菁英累积“象征资本”、建构“文化权力网络”的舞台。然而,即便寺庙有许多现实的资源与功能,仍不应忽略其领导阶层个人的乡里责任感与宗教信仰,这是寺庙能与地方及信众保持连结,并永续发展的原因所在,也是它不为其他“公共领域”所取代的重要关键。

  注释:

  ①有关社会菁英的研究可参看陈世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近代社会菁英的研究典范与未来的研究趋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期,200612月,129-168页。

  ②铃木清一郎著,冯作民译:《台湾旧惯习俗信仰》,古亭书屋,1989年,509页。

  ③陈培桂纂修:《淡水厅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271页。

  ④同③,452页。

  ⑤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中部碑文集成》,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143页。

  ⑥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德宗实录选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4年,143页。

  ⑦详见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的社会领导阶层》,五南图书公司,2008年,43-71页。

  ⑧鹰取田一郎:《台湾列绅传》,台湾日日新报社,1916年,30页。

  ⑨伊藤博文编:《台湾资料》,东京秘书类纂刊行会,1936年,469-474页。

  ⑩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私法人事编》,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794页。

  同⑦,72页。

  不着撰人:《保安宫管理改选》,《台湾日日新报》,191552日。

  岩崎洁治:《台湾实业家名鉴》,台湾杂志社,1912年,137页。

  肖林榕、张永贤:《行医济世移风易俗—台湾汉医第一人黄玉阶》,《北市中医会刊》151期,20093月,10-20页。

  李世伟、王见川:《台湾的寺庙与斋堂》,博扬文化公司,2004年,319-320页。

  黄赞钧:《艋舺龙山寺全志序》,台北艋舺龙山寺全志编纂委员会编:《艋舺龙山寺全志》,1951年,1页。

  林兴民、黄千枝编:《林清敦先生一百一十三年诞辰纪念集》,中华书画印艺学会,1994年,34-35页。

  连横:《人文荟萃》,远藤写真馆,1921年,33页。

  参考文献:

  ①陈世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近代社会菁英的研究典范与未来的研究趋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期,200612月。

  ②铃木清一郎著,冯作民译:《台湾旧惯习俗信仰》,古亭书屋,1989年。

  ③陈培桂纂修:《淡水厅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

  ④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中部碑文集成》,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

  ⑤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德宗实录选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4年。

  ⑥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的社会领导阶层》,五南图书公司,2008年。

  ⑦鹰取田一郎:《台湾列绅传》,台湾日日新报社,1916年。

  ⑧伊藤博文编:《台湾资料》,东京秘书类纂刊行会,1936年。

  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私法人事编》,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

  ⑩岩崎洁治:《台湾实业家名鉴》,台湾杂志社,1912年。

  肖林榕、张永贤:《行医济世移风易俗—台湾汉医第一人黄玉阶》,《北市中医会刊》151期,20093月。

  李世伟、王见川:《台湾的寺庙与斋堂》,博扬文化公司,2004年。

  黄赞钧:《艋舺龙山寺全志序》,台北艋舺龙山寺全志编纂委员会编:《艋舺龙山寺全志》,1951年。

  林兴民、黄千枝编:《林清敦先生一百一十三年诞辰纪念集》,中华书画印艺学会,1994年。

  连横:《人文荟萃》,远藤写真馆,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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