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学、区域文化学的再认识
2017-04-07 字体显示:

  陈耕(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必须由相应的学术体系支撑;学术的理念必须由学科来体现。人的思想是学科培养的。学科的核心是体系:概念、结构、方法、标准。100年来,按西方学科标准分类对国学、戏曲、中医等中国文化的“三家分晋”,肢解了中国学术体系。必须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思想体系出发,推动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探索与建构,重建中国学科的概念体系和标准体系。地方学、区域文化学有可能成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突破口。

  一、再认识的背景

  1、三个30年

  100年来,中国人其实就干了一件事,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文化。这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学习运动,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三个30年。

  第一阶段1919~1949年。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上上下下、左派右派都认为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不行了。甲午战争,连小日本都可以把你打败,八国联军任意烧杀抢掠,还要割地赔款。中华文化不行了,就得要西方文化。所以,这30年就是引进西方文化,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都进来了。西方文化不是铁板一块,主要有两支,一支是马克思主义,一支是资本主义;实际上当时进来的还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西方文化。总之,这30年资本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进来了。当然,话语权在当权者,主流的学术体系是资本主义,在大学的学科体系主要表现在人文学科对康德、黑格尔的推崇,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设立。

  第二阶段1949~1979,共产党夺取政权,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大量地引进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计划经济和相关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的主流;另一方面,经济学变成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被边缘化,到“文革”甚至被取缔。1978年“三中全会”开始了一个新的学习时代。

  第三阶段1979~2009,大量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各种各样的学科设立,各种各样的学派进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全世界震荡,也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完全按美国资本主义那套是不行的。

  仔细观察这三个阶段大学学科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每一种文化进来都要夺取自己的话语权,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种话语体系的建立,依托于与其相应的学术体系;学术体系的建立则肇始于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

  上世纪50年代,学院合并,学科合并,大学里面像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会计学,很多都被撤销,有的是苏联的社会经济学,就连生物学学的也是米丘林。1979年以后,欧美的学科开始恢复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会计学,这些学科是在1979年后恢复起来的。

  100年来的学习,无论哪个阶段,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都是必不可少的,都帮我们开了眼界,给了我们宝贵的知识、经验,培育出一代代越来越出色的中国人。我们永远都要“美人之美”,永远都要向他者文化学习。

  但是,我们这100年,发现中国的事,照搬照套别人不行,不管苏联社会主义还是美国资本主义都不行。我们还需要“各美其美”,向我们自己的传统学习,向老祖宗五千年积淀的中华文化学习,推动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型。于是,就有了三个“前所未有”。

  2、三个“前所未有”

  “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上有三个“前所未有”。第一,习总书记在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来厦,专门阐述“必须立足”这四个字,就是“不二选择”。这是前所未有的。过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为何现在必须立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呢?

  第二,共产党是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后起家的。“文革”中“批林批孔”,孔老二被视为封建落后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传媒从未报道过党的领导人去孔庙。但是,习总书记2014年去了孔庙。到北大专程拜会当代中国儒学的代表汤一介老先生。习总书记在2014年世界儒学大会上的长篇讲话,高度评价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这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三个前所未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从“五四运动”开始,到延安,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习总书记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从没有对儒学、对中华传统文化这样高度地肯定。有的同志提出这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成熟。文化大革命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始终是以革命党来教育全党,“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你已经执政了,你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你还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个国家必然就永无宁日。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你还老想着来革人家的命,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安定发展呢?

  从“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变,一个伟大的转折。我们今天正面临如何继承和推动这一伟大历史转折。

  三个“前所未有”还体现出中国正在从“向西方学习”转变为同时也“向传统学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独立,首先是政治独立,第二要经济独立,第三,还要有文化的独立,要解决挨骂的问题。现在我们在世界舆论上,正如习总书记说的“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解决话语权,让中华文化真正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必须有习主席提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总书记的“三个前所未有”,实际上是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化,重新思考如何建设中国的话语体系。没有中国的学科体系,就没有中国的学术体系;没有中国的学术体系,就没有中国的话语体系。这正是我们重新认识区域文化学、地方学的时代背景。我们是在这一前提下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区域文化学、地方学的。

  二、再认识的问题

  当我们重新审视地方学、区域文化学时,却发现有三个找不到,即找不到学科、找不到标准、找不到概念。

  1、找不到学科

  找不到学科,这是当前从中国问题出发而从事新的学术研究的学者都会碰到的大问题。

  国学找不到学科,只有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大学中文系读《诗经》《论语》《史记》;中国哲学系,又是《诗经》《论语》《史记》;历史系还是《诗经》《论语》《史记》。我们的国学,其中的《论语》《史记》已被西方化的三个学科把它肢解切割开来,三家分晋。

  国学本来是文史哲不分,现在三家分晋。有的同志说,岂止“三家分晋”!历史学分成各种断代史,简直碎尸万段,“今不知古,古不知今”。这种情况必然造成“有专家无大师”的现象。在学科设置方面,我们完全抛弃了自己的传统。现在是用西方的学科标准来设计我们的大学,怎么能学到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呢?

  不仅仅国学,中国戏曲也是如此。

  过去讲中西戏曲的比较,一个是纯粹,一个是综合。西方的话剧,不能唱歌,是写实主义的,跟生活一样。西方的歌剧、清歌剧中,连“你吃饭了吗”都要用唱的,不能用道白。舞剧《吉赛尔》里面有大量的哑剧表演,不能开口讲话,也不能唱歌,必须用哑剧的舞蹈动作来表达。这就叫讲究艺术的纯粹。而中国戏曲唱作念打,是综合的。

  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学习西方,设立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则让各省市自己去办中等职业学校。中国戏曲学院则是比较晚的事。

  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去一看,傻眼了,西方流行的是音乐剧。原来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戏剧开始学东方戏剧,包括印度的歌舞、日本的能剧、中国的戏曲。他们创造了又说又唱又跳的音乐剧,是“唱作念打”综合的,大受观众欢迎。一出《猫》演了几十年,演遍全世界。于是我们又要学西方音乐剧,翻个筋斗。

  更典型的是中医。中医视人体为一个系统,强调系统的调和平衡。现在到中医院看看,都按西医分五官科、呼吸科、消化科等等。不仅是“三家分晋”,可以说是“五马分尸”!难道中西医就是这样结合的吗?

  还有中国美术,本来是诗书画一体,现在呢?

  当然,西方学科分类方法有科学的宝贵的东西,对我们100多年来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居功阙伟,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不断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世界上就只有这一种方法?我们自己就没有别的方法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也有好东西,完全用西方的学科分类方法来设计我们的大学,怎么能学到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呢?我们原来的大师,都是文史哲贯通,而如今的“三家分晋”基本消灭了文史哲贯通的人才。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此会转变为彼,彼会转变为此,总之,彼此是一个整体。

  这样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唱作念打”不是孤立的,“望闻问切”不是孤立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更不能用它来说明整体的问题。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才能正确认识它。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同样地,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中国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现在找不到综合性、系统性的中国学科。综合性的地方学、区域文化学在以西方学科体系建立的大学里是找不到位置的,当然也进不了大学殿堂。即使进来,也不能毕业。闽南师范大学的“闽南文化”研究生毕业以后,人事局不批准录用,说是没有这种学科。

  不过,谢天谢地,也正因此,地方学、区域文化学还没有被“三家分晋”、“五马分尸”。

  西方的学科分类当然也是源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大学设置的西方学科系统很纯粹、很单一。但是,这种学科系统培养出来的学生还能传承中国的思维方式、学术理念吗?值得我们深思。

  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中”就是事物的平衡。事物的平衡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所谓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只要是有基本哲学常识的人,都了解事物的平衡只有相对平衡、动态平衡。

  近100年来,我们学习西方,按照西方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但现在西方的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也开始关注整体、系统、关联、动态、平衡,注重个体差异。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变动的,这个变动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和研究。

  中国的国粹,戏曲、中医、国学、方志等等都是综合系统的。我们丢掉的不仅仅是中国学科,更有几千年积淀的综合性、系统性的中国文化、中国思维方式。即使没有西方学术界的这一变动,丢掉中国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思想体系,也是需要我们很好反思的。

  当然,找不到学科的原因,不能赖别人,首先是我们自己缺乏“中学”学科体系建设意识,缺乏学科理论的探索和研究。

  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不是大学学科的建立,那是教育部的事,而且只能是在学科理论建设成熟之后。

  地方学学者的责任首先是把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和自信建立在自知的基础上,认真地向传统学习,重新研究、认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学术体系。可以从尚未被肢解分割的地方学系统入手,从个别探索整体。

  2、找不到标准

  中国的地方学离不开宗族文化研究,而宗族文化研究总要碰到族谱研究。在闽南文化研究中,很多历史学家批判闽南的族谱里面有许多假冒的祖先,不是名门,就是望族,一查都是假的。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确实有一些是假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历史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一千年来,闽南(甚至全中国)秦姓人没有一个会说自己的祖宗是秦桧,而姓岳的无不称自己的祖宗是岳飞。这怎么可能呢?但这是一千年来的历史事实,它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骂秦桧断子绝孙,其实他的后代是很多的。可是,不到三代,他的子孙都不敢、都不愿、都不想认他,因为他做了大汉奸。“当汉奸断子绝孙”,这是中国人的道德标准。

  从历史学的角度讲这里有假,但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说是抑恶扬善,通过抑恶扬善来推动文化、人性的正向发展,来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注重运用多重史料尽可能真实准确地还原历史,而中国文化在价值理念上,则更注重宣扬人性善的一面,人为地避开或者是否定丑恶的一面。对中国人来说,文化,不是小零碎,文化是“以文化人”,是列祖列宗要子孙后代如何做人。

  历史学的结论并没有错,文化学者和民间百姓的理念也没有错。不是要相互指责,而是要有多学科视角的思考意识。一个强调真、一个强调善,难道就不能相互包容吗?又如何得以相互包容呢?这才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如何构建当代综合学科的标准?

  我们的中医,包括药、术、人三个部分,都是统一为一体的。药有药的标准,术有术的标准,人有人的标准。统一在一起,医者仁心是标准。

  中国武术,流派五花八门,但也有基本一致的武德标准。

  中国戏曲,现今就有360多个剧种,古往今来各种流派更不计其数,但有基本一致的戏德标准。

  地方学、区域文化学是综合性系统性的学科,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价值取向、价值体系。价值体系的建设是学科体系建设的核心。地方学不是地方知识的罗列,同样要从地方文化所展现的价值取向着手,构建自己的标准体系。

  早期西方大学都从神学院开始,后来学校和教堂成了两条腿。但是在西方两条腿是统一的,学生不仅要上学校,也必须上教堂。我们学西方只学了一条腿,我们也不可能要求学生必须上教堂。我们自己文化的传承体系,从孔夫子开始就是德智体一体学习传承。这100年学西方,我们自己的体系被抛弃了,学人家,只学了一条腿。两条腿才能走路,做人和知识,缺一不可。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构建,取决于中国学科价值体系、标准体系的确立。

  3、找不到概念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该学科沿着共同的逻辑程序,在两个方面的深化和展开:一方面是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入和扩展;另一方面是该学科自身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又反过来指导前者。学科的理论建设离不开具体研究对象的扩大和拓展,但是离开学科的理论建设,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揭示事物的实质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学科理论的建设,首先是学科独特的概念体系的构建。如“闽南学”学科的建设首先要厘清闽南、闽南人、闽南文化、闽南文化区域等基本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门学问能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否稳定明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从西方引进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和术语有的是被系统地阐释过,有的则是长期以来相沿成习,约定俗成的,它们都具有稳定的内涵和明确的指代。这一点必须向西方学习。

  中国话语有两个层面的指谓:一是一套中国独有的概念体系,一是体现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内在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一要有吸引人的故事,二要有生动的表达。概念体系是表达形式,内在精神是思想实质、价值取向。二者完整形成中国话语,缺一不可。

  地方学尚未被肢解,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结构体系。如何以当代的、中国的方式,科学表述中国地方文化独特内在精神和地方学研究的对象、内涵、外延的概念,建构中国地方学的概念体系,这是中国地方学学科建设的关键。

  当然,综合学科的概念,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轻而易举的问题。完全正确一致的概念不可能立等可取,甚至由于文化本身的不断创新发展,可能永远都难于达成一致。它就像真理,我们各自从不同角度认识它、追求它、逼近它,但永远没有终极。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正是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交流,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不断推动学术的发展。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结语

  问题是创建新学科的导向,我认为“三个找不到”,正是我们的起点。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必须从中国文化自身的综合性系统性特点出发,推动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探索与建构,重建中国学科的分类方法、学科标准、概念体系。

  地方学、区域文化学受到西方学科体系的影响较少,尚未被“三家分晋”、“五马分尸”,有可能成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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