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阈下太平洋岛国的闽南人与闽南文化
2017-04-07 字体显示:

  吕桂霞(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19世纪以来,随着英、法、德等国占领太平洋岛国,众多闽南人以契约华工方式远赴太平洋岛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一代移民又以劳务输出和技术输出等方式来到太平洋岛国,为太平洋岛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提出以后,太平洋岛国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福建省作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泉州、厦门作为福建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为闽南人及闽南文化在太平洋岛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关键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闽南人 闽南文化 太平洋岛国  

  闽南文化起源于福建闽南地区,后经一代代闽南人的不断挖掘、创造和弘扬,再加上充分借鉴和吸收阿拉伯文化、南洋文化、西方文化等外来文化的特质和合理因素,闽南文化因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内涵。随着闽南人的不断外迁,闽南文化也在世界各地包括太平洋岛国传承流布。随着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酝酿与形成,福建被确立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泉州、厦门分别被福建省确立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龙岩等则被明确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腹地拓展重要支撑,这为闽南人及闽南文化的外迁与传播提供了难得机遇,但也因对象国迥然不同的情况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本文拟在分析闽南人外迁太平洋岛国的基础上,粗略分析闽南人在太平洋岛国的生活及闽南文化在该区域的传播概况。

  一、太平洋岛国、福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从广义上讲,太平洋岛国指的是分布在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国,包括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关岛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斐济等其他太平洋岛国。然而,在中国,我们说起太平洋岛国时,往往指的是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的其他大洋洲的岛国,包括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三大族群、2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经独立的国家有14个,即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斐济、萨摩亚、瓦努阿图、汤加、纽埃、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图瓦卢、瑙鲁、基里巴斯和帕劳,其中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有八个国家。①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从而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重大战略提了出来。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斐济,在斐济《斐济时报》和《斐济太阳报》发表题为《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的署名文章。在斐济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习近平与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以及另外七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集体会晤,就发展双边友好合作交换意见,并一致同意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提议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战略合作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系统勾勒出“一带一路”路线图。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南太平洋地区正式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南线,福建成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11月,福建省公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案》,明确支持泉州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支持福州、厦门、平潭等港口城市建设海上合作战略支点;支持三明、南平、龙岩等市建设海上丝绸之路腹地拓展重要支撑,②从而为闽南地区与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也为闽南文化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巨大机遇。

  二、闽南人与闽南文化在太平洋岛国

  福建省是有名的侨乡,福建人民出国历史悠久,早在汉代,福州就是海外交往和闽人出国的重要港口。唐朝时,泉州就已成为著名的港口和外贸中心之一,各国商旅、舰队、传教士和游历家来往频繁。宋朝时期,福建人开始南下东南亚,东去日本,北上朝鲜。明朝时,随着郑和下西洋,越来越多的福建人开始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地居住并担任当地官职。1684年,厦门海关正式建立后,厦门成为福建人民出国和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加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在我国沿海大肆掠卖华工,更造成福建华侨大量浮海出国。这些福建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仅客家人而言,旅居在外的客家人广泛分布在大洋洲的11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塔希堤、斐济、所罗门、马绍尔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瑙鲁、西萨摩亚等。③

  闽南人外迁太平洋岛国的历史十分悠久。据美国学者杨江推断,南岛语系民族包括闽南人早在6000年前,就从中国大陆东南部台湾出发,5500年前到达婆罗州、帝汶岛;4500年前到达印尼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4000年前到达西密克罗尼西亚群岛;3500年前到达斐济岛;3000年前到达萨摩亚群岛;1700年前到达马科萨斯群岛;1600年前到达复活节岛;1400年前到达夏威夷群岛;1100年前到达新西兰。④2010年7月,六名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人驾着仿古独木舟,沿着祖先的足迹,漂洋过海来中国福建“寻根问祖”。此次“寻根之路”活动从塔希提出发,沿途经过库克群岛、纽埃、汤加、斐济、瓦努阿图、圣克鲁斯群岛、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最后登陆中国福建,整个航程达1.6万海里。⑤

  闽南人较为集中地前往太平洋岛国,应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殖民太平洋岛国之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列强争霸在全世界的加剧,太平洋岛国也不可避免地沦为殖民地、保护国或多国共管地带。1874年,斐济沦为英国殖民地。1885年所罗门群岛成为德国的保护国,随后被转让给英国,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被西班牙占领,随后被转让给德国。1888年,瑙鲁被德国吞并,而库克群岛则沦为英国的保护地。1892年,基里巴斯和图瓦卢又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00年,汤加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906年瓦努阿图则沦为英法共管殖民地。在占领太平洋岛国后,英法德三国特别是英国为了开发太平洋岛国,发展种植园经济,急需中国有甘蔗栽培技术的劳力,于是从中国广东和福建一带广招劳工,在热带种植园从事甘蔗种植等工作,远赴太平洋岛国的契约劳工就此兴起,厦门则因此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契约华工中心。

  其实,契约华工的兴起应追溯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方代表璞鼎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随着福州、厦门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中国的门户大开,西方列强即通过驻福州、厦门的领事和商人,从事掠卖契约华工的苦力贸易。尤其是英国,它的大队船舶突然涌至,替英国各殖民地掳掠“劳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北京条约》等条约,规定:“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⑥其后清政府与其他列强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从此列强掠卖华工的活动愈加猖獗,从而形成契约华工出国的高潮。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厦门成为最大的契约华工中心。1821年,随着从厦门开出的第一艘帆船满载着中国劳工抵达新加坡,其后契约华工源源不断地从厦门涌向新加坡、澳洲非洲和美洲各地。1876年后,由于古巴、秘鲁和美国不再输入契约华工,福建的华工主要输往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各地。

  这些契约华工不仅多属诱拐,运送途中因条件极为恶劣大量死亡,而且到达太平洋岛国后的生活也十分艰辛。他们不仅生活条件极差,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很长,每天一般要干10~12个小时,而且工资极低,还经常因为逃避、懒惰、逃跑、不服从、骂人、违反宵禁,甚至向主人鞠躬时身子弯得不够低等五花八门的罪名遭到体罚或鞭打。后因清政府的交涉和设领保护,殖民政府才不得不做出外交保证,废除鞭打,改善饮水、住房和医疗条件。⑦

  除了契约华工外,也有部分闽南人因为生活所迫,为了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来到太平洋岛国。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经济凋敝、农村破产,广大人民特别是闽南人无以为生,只好南下南洋和太平洋岛国,寻找生存的机会。他们与上面提到的契约华工一起,可以被视为太平洋岛国的老移民。目前,这些老移民已有四五代人,在太平洋岛国经济条件较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且能赢得当地民众的尊重。譬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出生的华裔多数从事批发、超市、房地产和加工业等,资本较大,在巴新社会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其他华侨华人多经营杂货零售业、批发业、超市、伐木、捕鱼、农产品加工、运输服务及餐馆等,多属中小企业规模,但生活较富裕。来自台湾地区的华侨华人主要经营渔产、渔船代理、海产买卖、汽车维护及自营商店等。⑧在斐济,华人半数以上集居于首都苏瓦,经营渔业公司、杂货店、饭店、农牧场、林场、香蕉园等。一代又一代华人为斐济群岛的开发和繁荣做出了贡献。⑨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有一批闽南人来到太平洋岛国,他们可以被称之为新移民,大多打工、经营小店和从事修理业,处于创业阶段。

  与此同时,福建省与太平洋岛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也催生了一批新移民。1994年,福建省开始向斐济派遣劳务。1997年5月,应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原省长伊瓦拉图邀请,以福建省省长助理李庆洲为团长的福建省科技考察团赴巴布亚新几内亚考察,签署了《结成友好省意向书》和《菌草技术重演示范协议》。1998年3月31日和4月3日,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商务参赞刘连科代表中国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签发换文协定把菌草技术列为中国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项目。2000年5月16日,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巴布亚新几内亚内政部部长卡拉尼,应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同志的邀请率代表团到福建省访问。习近平和东高地省省长垃法纳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建立友好省关系协议书》和《福建省援助东高地省发展菌草、旱稻生产技术项目协议书》,中巴双方充分肯定菌草技术是中巴友谊的一个桥梁与纽带。⑩

  福建省与太平洋岛国经济技术合作与友好关系的发展,也使得善于寻找发展机会的闽南人把目光瞄向太平洋岛国,远赴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瑙鲁等太平洋岛国和地区,从事水稻和菌草种植以及远洋捕捞等。以远洋渔业劳务输出为例,自1986年福建公派渔业劳务开始,中福公司和福州、厦门、漳州等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即与海外有关船务代理公司签订远洋渔工劳务合同,外派渔工。厦门海洋渔业公司独资在瓦努阿图投资95万美元兴办的“南亚海洋实业公司”,捕捞的鱼产品大部分就地销售,部分运回省内市场,经济效益都较好。

  随着闽南人的到来,他们也把闽南文化包括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民间艺术、宗族文化及方言等带到了各太平洋岛国,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岛国文化,使得太平洋岛国文化更加多姿多彩。

  三、闽南人与闽南文化在太平洋岛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闽南人虽然为太平洋岛国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部分太平洋岛国对中国公民特别是福建人的“不友好”。因近年来中国公民非法入境和滞留现象较多,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中国视为非法移民高危国家,相关执法部门如移民、警察及安全等部门加大了对中国公民的监控和调查。中国公民,特别是福建人在入境时,经常受到严格盘查,一旦发现问题,如所持签证与其来巴布亚新几内亚目的不符,说不准雇主名称、所称学历或工作经历与原申请不符等,即被扣留护照、拘留甚至被遣返。

  第二,由于某些岛国的政治形势变动,导致部分华侨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太平洋岛国的政治形势虽然绝大多数比较平稳,但也时有军事政变或社会骚乱发生,尤其是斐济、汤加和所罗门群岛。比如2000年斐济和所罗门群岛先后发生军事政变,2006年斐济、所罗门群岛和汤加也发生了骚乱。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时,当地的一些华商商店、华人企业和个人财产都不免受到损失。所罗门群岛华侨居民区被抢劫、焚烧,金店、珠宝店被洗劫,后中国方面不得不启动撤侨行动。

  第三,个别岛国社会治安状况较差,时常发生有行人被抢,工地、商店被抢的现象,甚至不遵守合同条文、出尔反尔的情况也屡屡发生,闽南人在太平洋岛国的投资得不到良好保障。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实施过程中,如何保障闽南人的投资利益,如何使闽南人在太平洋岛国更好地安居乐业,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推动闽南文化在太平洋岛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与太平洋岛国的土著文化相结合,使之发扬光大,应是我们认真思考并尽快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自1975年始,斐济、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库克群岛、汤加和纽埃8国先后与中国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

  ②《福建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案》,福建省人民政府网站,2015年11月17日,http://fujian.hexun.com/2015-11-17/180617588.html。

  ③邱学永编:《花园福建 香飘两岸》,经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④李谋:《缅甸与东南亚》,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8页。

  ⑤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世界知识年鉴2011~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952页。

  ⑥贾祯:《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六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页。

  ⑦倪学德编著:《萨摩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

  ⑧《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华人经济年鉴2012-2013》,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页。

  ⑨梅世雄:《远望神七》,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⑩林占熺:《菌草栽培香菇》,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3页。

  《中国农业全书o福建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全书 福建卷》,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页。

  韩锋、赵江林编著:《巴布亚新几内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

  丘进、张禹东、骆克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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