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地区与“日据”时期台湾贸易初探
2017-04-07 字体显示:

  何绵山(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教授)

  “日据”时期的闽台贸易,在航线和港口上都彰显出与清代不同的特点。除了福州外,厦门、泉州、漳州等地,都不同程度成为当时与台湾贸易的活跃区域。

  一、厦门与台湾的贸易

  “日据”时期,厦门不仅成为闽台贸易的中心,还被认为是台湾连结大陆内陆地区的中转站。时人对厦门港有高度评价:“厦门亦然,不仅是天然良港同时又可供大型船舶出入,且港内极为宽广,由先天条件及联络国际干线航线的点来看也是不亚于香港的港湾。”①“日据”时期台湾总督桂太郎亦称:“南清各地中,厦门隔澎湖列岛与台湾相对,……台湾的货物,尽集于厦门,而后向四方输出,故厦门作为现今我货物流入之新口岸,为我政事上、贸易上最重要之区。”②

  厦门与台湾贸易,“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日新报》时有记载,从中可得知:

  台商及与台商有生意关系的厦商,皆设法在税收方面得到方便。《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6月22日《闽商兴厦》载:“厦门商况虽旺相,而鼓浪屿、石马两处,计设有四内厘厘役,尤极善酷勒,商况洵大为困难,且官场尤贵神践贾,各富商更大为不堪。故如英芳、建盛、震祥、丰记,俱为厦商巨擘,此外尚有十八号,亦厦商中之出色者,并一厘切编我国籍与清民交涉事件,洵比前大加利便,遇货物过船头,立有标号,则厘役不敢盘诘,而台商之往来厦门者,禀明我领事府,以禀书两纸,一送厦门道,一送税务司,则可自立一号,扁曰日本洋行,过厘亦不许征收,而我商遂愈觉旺相。”因税收,使厦门岛内的商人颇受损失和颇感不安,故有厦商中出色者,则编称与日本关系以求便利,台商则要求厦门道和税务司干涉,以求过厘不征便利,使台商生意愈加兴旺。

  厦门港输台货物,因价格悬殊而有较高利润空间。《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1月19日《北船续到》载:“昨接厦友来函,据称永昌行,再由申江,包仆太古轮船一艘,配运北豆、豆饼各货,由厦来淡,利市三倍。”此为经厦门港由轮船运台,有三倍的利市。《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8月19日《台厦物价》载:“况台湾与厦门,相隔仅一衣带水耳。则厦门之物价比诸台北,殊属低廉,今特援一例,以证焉。如厦门之建筑,选用上等材料,价格低廉,若台湾居多,下等之材料价格,甚然昂腾,兹若厦门我领事馆,建筑三栋,结构壮丽,欧人亦羡,其轮奂之美,而费用仅约五万圆耳。其所用之材料瓦石等,供给丰富,实因厦门附近,花岗石隆。”同样建筑,在厦门用上等材料价格比台湾使用下等材料还要便宜,这些都为建筑材料输台提供了利润空间。

  厦门商人前往台湾贸易,受到官方多种限制。《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17日《不肯给照》载:“在厦门清国商民,顷企图通商贸易,往复台湾,提禀该地道台领受路照。”凡欲与台贸易的厦门商人,须取得厦门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台湾日日新报》1907年9月27日《厦门及汕头》载:“然厦门归福建省内,至于福州不待厦门之接济,可直接输出入,故厦门商业区域日日狭小,每年有衰微之状。”此外,尚有福州等无需经厦门转港的口岸可直通台湾,这些都使厦门港发展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

  厦门商人货和船曾在海上被劫。《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20日《米船被劫》载:“厦门某甲,自澎湖采办白米六百余包,装南澳帆船,本拟载至金门贩卖,嗣闻泉州米价现大起色,遂改道前往,在平林洋面搁浅,旋被该处海贼各驾小船前往来,将米抢劫一空,帆船亦被劫去。惟舵人拿获海贼三人,并原船一艘,带至厦门,禀明提督、道台,严行讯办。”

  轮船大规模介入厦台航线。《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5月2日《轮船竞利》载:“得忌利新租花旗之海澄轮船,日昨由厦门开来淡水,适我大阪商船会社之隅田川丸轮,亦由厦门开驶来淡,彼行遂广告通衢云。每搭一名仅收小洋五角。又太古洋行新购小轮二艘,曰顺发、曰顺利,专走厦门、石码内海两埠头。其他行之小轮,每客一名,照章收小洋一角,他彼则广告云,只收小洋五占,然则他轮之搭客不少见,而彼轮亦不加多,抑又何妨。”可知当时在厦台航线的轮船,有分属不同商业集团的海澄、隅田川丸、顺发、顺利等轮船,为互相竞争而各自出招。

  台湾输往厦门的物品以砂糖、米谷、茶叶、樟脑等农产品为主。《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5月5日《稻江茶况》载:“台岛出产茶叶,亦系为大宗也,历年以来,当清明前后,广东、厦门等处客商,皆陆续云集,稻江市景,售卖货物,较于平等,尤为热闹。”可见茶叶为台湾出口大宗,使大陆客商云集采购。《台湾日日新报》1911年6月26日《本岛海运业》载:“夫过此以前,对岸贸易之所以盛者,以本岛农产物之糖、米、茶、脑,易彼地廉价之工品。”

  台湾商会组织在厦门设立仓库,以图便利。《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5月27日《航赁低下》载:“又我商会社,目下在厦门设立仓库,凡寄囤茶大箱百函,仅费艀赁、苦力、火灾保险、仓库等合需五圆,便商利民,概有千里,送递如咫尺间耳。”

  厦台之间出现过瘟疫,直接影响了两地航运。《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8月24日《厦门船况》载:“查本年六月中,厦门港出入船舶总数为一百五十四艘,计总吨十六万六千三百五十七吨,又出港汽船七十八只,八万四千六百六十八吨,又出港帆船一只,千八十七吨,于前月比较,减少船数三十只,减少吨数七千七百三十吨,究其原因,去月本岛厦门间,黑疫蔓延,凡英国殖民地方,出稼者航渡禁止,因而船数遂减目下。”此处统计的船舶主要是汽船,尚有大量民间往来的帆船没有被统计在列。当时有不少原要经由厦门出港的商船,皆避开厦门直航目的地。

  台湾业者输送的货物掺假而引起厦门商人的不满和恐慌。《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8月30日《不正茶品》载:“输入厦门之茶箱中混杂土沙砂,及剖开视之,该地茶商,一般恐怖,前纸既经揭载矣,夫不正之茶,而发现于厦门,其输出自台湾,应责在台湾之茶业者,可勿论已,以稻江之茶行百五十有余户,团结一茶商公会共戒不正之品,设立规约从严处置,今会员中为此,不法茶商公会之名既坏,则台湾乌龙茶之声价,自然坠落,亦一般茶商无敢信用者,所以保护产业一节,在官厅不得等闲置之,况有稍犯罪案构成嫌疑者乎。兹据所闻而录之:厦门马振馆,当时因茶况不振,以他物混入茶箱,入外国商仓库□保,借出金若干元圆,斯为穷计之计策云。一在台湾与他茶箱共输出之际,既经茶商公会干事之手批明此茶箱,借出金一千三百圆云。以上茶箱,经先借出金,可得取信,岂有过疑哉,今事似诈欺取财,尤不可不严重细查,当轴因此,不正茶输,讯问其输出之原因,又去二十七夜,台北县横山农商课长,临茶商公会之监时协议会,训示以输出不正茶,应照法处办,就公会之意见,会员中,为此失态,宜据公会之制裁,照规约处置,特归官应办理一节,在公会初时,不知此关系,以为掌全班之茶业,事事可以自由处置,其误解甚矣。无论旧政府时代官,无委任监督,故由其自行处置,今同公会囗经大稻埕支署,讯问其事实,构成诈欺取财一案,据茶商公会德义之制裁,将维持公会自身之信用,且后来拟欲设立稽查方法云。”台湾茶商曾在输往厦门的茶箱中掺以土沙,后由台湾茶商组织出面,采取了相应措施进行调查,定为诈欺取财,按茶商公会规约处置,并照法处办,以维持台湾茶商信用,保护茶业产业。

  对“日据”初期厦台之间贸易的大体情况,《官报》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12月7日刊登的日本驻厦门领事的报告《厦门贸易事情》③,有较为详尽的记录,其主要内容如:1、1895年后,原在厦台之间运载货物的中国帆船,已有为厦门港台湾航通的汽船所介入。2、出入厦门港的民船,运输额一年约20万担,其中百分之七十七为一般货物及一些船客,主要往返于厦门与台南之间。3、帆船的运费要比汽船高出,但货主仍选帆船,其中有利害关系。4、厦门与台南之间的帆船,主要经泉州而来,一般装载的是杂货,其一回航行前后约要二个月时间,运费的高低由航海时间、时风决定。5、厦门港出入从事贸易的帆船,都来自晋江、诏安、云霄、铜山等地,船长必须有船舶登录证书,出航时需向中国海关监督提出其证书,以接受检查。6、从中国商行处得知,从厦门出港的商船,航往台湾的地方,最常的是台南安平,其次是布袋嘴(嘉义厅)、笨港、朴仔脚;从晋江的深沪、永宁、上施,惠安的塔窟等地出港的商船,航往台湾的地方,主要是台中竹垄、梧栖,台北的淡水。7、篷船的种类,大的可装一千担,中的可装七八百担,小的可装四五百担。8、从厦门出港输往台湾的货物,主要是各种棉布、烟丝、木板、砖瓦、粗制陶器、砂糖、腌水果、丝线、西洋杂物、竹器等;归港时装载的是台湾砂糖、石炭、米谷、樟脑、白麻、豆类、落花生、樟木板、芋、生蕃布、大甲席、樟木工艺品等。9、往来厦台之间进行贸易的几乎都是篷船,在泉州蚶江等口岸有数百艘小篷船,冬季从事捕鱼,春厦之交时,数量甚多的空船航至台中、台北沿岸,装载石炭的粉末及大量杂货而返。

  对“日据”初期厦台贸易的现状和出现的新情况,《通商汇纂》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第56号,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就“厦门台湾间往来货物最近的状况”进行了报告:一是厦台贸易仍然保持天然形成的优势。报告认为:“台湾距厦门约百数十浬(厦门、淡水间一百九十二浬,厦门距安平间一百四十九浬半)。然现时居住台湾的台湾人都是明末以来由本地方移住者,其从事农业畜牧开拓其土地,对彼我交通日益频繁,从当时本地方输出加工品,有自台湾输入天产物,二者相倚有不可分离之密切关系。而且当时台湾输入天产物,二者相倚有不可分离之密切关系。而且当时在台湾产出的各种产物并无直接输出海外之信息系途径,曾一度在厦门集合之后转运其他地,因此从台湾输入本地的货物量大幅增加,于是厦门成为台湾产品的转口港而发达。”二是台湾输往欧美的产品不少不再经过厦门转口。台湾物产增加后,开始改筑港湾,过去长期要经过厦门港转输欧美的台湾特产,现在可直接由基隆港等港口输出,经由厦门港转口的仅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三是台米运闽的情况已开始改变。台湾岛内剩余的大米运往福建的传统被改变,现已大量向日本输出。四是出现公司汽船和私人帆船共存局面。厦台之间运输由大阪商船公司的三艘大型汽船运送大宗货物(详见以下记录),但过去长期担任交通的各种帆船仍然活跃在厦台两岸。五是以帆船为主的走私活动极为普遍。各种帆船虽搭载的货物数量有限且杂乱,但其中十有八九为走私,经过海关报税的,一年不过50担内外,故走私的货物和数量多少无法得知,以台为例,仅知现今台湾人普遍使用的陶器,均为福建闽南的产品,而大型汽船公司并未输入;以闽为例,硫黄为清廷的输入禁制品,输入非常困难,但在沿海一带通过走私而输入不少。

  这份报告对厦台交贸易的货物情况有较为全面的记录,具体如下。

  由以上所列可知:

  从厦门输往台湾的货物主要有两类。一是转运外地商品:有从国外转运,如将经香港运来的北美麦粉、美国石油转运台湾;有国内转运,如将东北等地的豆粕转运台湾,以用于牲畜饲料和土壤肥料;有将汉口、镇江、南京等地生产的药剂转运台湾,为台湾人去病。二是输送福建商品:如将漳州的竹材提供台湾茶商,以供包种茶外包装时所需薄竹材;将漳、泉生产的铁锅提供台湾相关制造商,以作为制造砂糖、樟脑工艺过程中的工具;将漳州生产的纸类以供台湾民间频繁的民俗活动所需,以作为吉凶祭事时的饰品、祀品(如纸人、纸屋等);将福州、漳州制作的茶箱用板提供台湾茶商,以供台湾茶叶出口时装箱之用;将漳州、闽西生产的烟叶输入台湾,以供台湾烟民所需。

  从台湾输往厦门的的货物主要为台湾特产:如将产自台南的龙眼干经由厦门往福建及大陆内地;将基隆的煤炭输入厦门作为汽船燃料及闽南烧陶的燃料;将砂糖经厦门输往上海等地以再精制作;将乌龙茶和包种茶经厦门输往东南亚;将海产物经厦门输往香港等地;将台湾南部的植物羗黄经厦门输入各大城市以作染料使用。此外,即使平日似乎并不缺水果的厦门,有时在出产水果的季节中,台湾水果仍倾销厦门,甚至占据了厦门市场。如《江声报》1933年10月28日《台湾水果占据厦门市场》一文称:“本年近两月来,就厦门而言,漳属出产之香蕉、梨,均因旱灾失收,成分减少百分之六十,且香蕉细如指,梨涩而无汁,而台湾蕉、梨则大丰稔,苹果亦盛,因之市上所售之蕉、梨、苹果,全部为台湾产,而国产几绝迹。盖北省之苹果、雪梨亦因水灾失败,南运遂少也。据本市果商言,本年八九月以来,果品之由台湾进口者,超过去年数倍,因大多涉漏税,海关统计似不得其实际云。”④

  随着厦台贸易的发展,台湾商人与其他地区的商人一样,纷纷在厦门投资、开铺、开厂,但台湾商人规模和实力最大,可谓独占鳌头。以1929年为例,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如:海南洋行(经营杂货、石炭)、泰丰堂药房、荣兴洋行(经营海产、杂货)、东方药房、东西洋行(经营医药)、广生洋行(经营医药)、义仁洋行(经营肥料)、黎华洋行(经营烟草、纸)、黄成源洋行(经营金饰)、义泉洋行(经营玩具)、明昌洋行(经营皮革)、义华洋行(经营糖果)、洪大川制香厂、馥泉酒厂、厦门制钉厂、成源制冰厂、中国制药厂、东南汽水公司、国庆炼瓦公司、方圆公司、先明电池厂、丰南信托公司等。一年交易额在一万元以上的货物种类如:烟草、茶、橡胶鞋、纺织品、文具、玩具、洋杂货、布料、钟表、眼镜、酒、水泥、酒精、糖蜜、脚踏车零件、米、肥料、家具、食品、干电池、石炭、木材、古物、线香等。一年所涉及的金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各种行业,如制造业、贸易业、船舶搬运业、金融业、旅馆餐饮业等。⑤

  二、泉州、漳州与台湾贸易

  “日据”初期和中期,泉州、漳州均在多个港口,以内河的小货轮或帆船往返于泉台、漳台之间。

  泉州民间与台湾直接贸易的港口如:秀涂、獭窟、崇武、蚶江、深沪、安海、东石、洛阳等港,常有百余艘帆船聚集在港内以备驶往台湾。“台湾运到泉州的货物,除前述外,又增加了日本商品火柴、煤油、干贝(江瑶柱)、鲍鱼、虾干、沙丁鱼和各种脯类、猪牛筋等,后期还有电石、钢筋、水泥和机器。泉州运向台湾的则大多是土特产。”⑥

  漳州民间对台贸易的主要港口如:漳州港、石码港、东山港、宫口港、漳浦港、云霄港等。漳州往台湾输出的商品如:年画、漳绣、木雕、土布、药材、金箔、烟草、杉木、红色砖瓦、陶器、瓷瓶、八宝印泥等。从台湾运到漳州的的货物如:白糖、樟脑、生油等。漳州一些著名行铺的特产长期行销台湾,如民国期间被称为漳州布行第一店的蔡同昌、蔡同泰商号,以自制自售中成药而享有盛誉的天益寿药店等。⑦其中漳州龙海石码的花金(纸箔)的输台颇具代表性:石码花金在台湾市场销售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日据”初期曾一度禁止纸箔输台,但不久即告恢复,且更为畅销。在最兴旺时,石码制造专供台湾使用的花金牌号就有20多家,如金吉庆、福隆、聚兴、耀丰等。而无牌照、制白坯出售的尚有六七十家。每月输出估计在200吨左右,价值约四五万两大银。可见石码金花是颇受台湾同胞欢迎的。日本占领者当局对此相当眼红,采取征重税办法企图将白铁矿扼杀,每百元课进口税100元,后来甚至提高到200%。可是石码纸箔界还是想尽办法降低成本,产品继续输往台湾。⑧

  一些货物由漳、泉共同输往台湾。如台湾的建筑材料,多由漳、泉提供。正如《台湾日日新报》1907年7月2日《台湾建筑由来》载:“究其建筑原料,木石砖瓦多由漳泉等处运来。”

  为了便于对台湾贸易,泉、漳民间采用了种种方法。

  一是成立了经营对台营运和贸易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不仅自己造船、自己开展运输业务、经营自己的专门航线,还开展商业活动,争取购、销、储、运一并解决。以“船头行”机构为例:“先有惠安獭窟船民与石码船民合股,专走石码——澎湖——台湾之间,经营货物运输业务;接着,石码人李汉也独资建造帆船18艘,发展运输业;之后,船头行相继开设,计有连生经营的五美行,曾开福经营的裕孚行,曾连生经营的义记行,陈茂坤经营的义发行,张义经营的的协泉行等,石码与台湾的海运、贸易蓬勃发展。船头行增多,随之而来的是竞相扩充业务,介绍船号,办理托运,招揽生意,以致兼作货栈。他们或自己造有船只,如五美行拥有帆船七艘;或只设行店,联系船家。当时,行驶台湾的三支大桅杆的木帆船,载重在50吨至70吨的共有110多艘。运载出口的货物有纸箔(花金)、杉木、红糖、红料(砖瓦)、陶器(大缸)、瓷瓶等,运回的货物有白糖、糖水、樟脑、面粉、生油等。为了满足各行业商家的需要,有的船头行还采取两地挂钩对运货物的办法,如石码运出杉木的原船,可运回台湾的楠木,运出红糖的原船,可运回台湾的白糖、糖水等。”⑨

  二是以民间走私方式进行贸易。特别在“日据”中后期,闽台之间,“海口作业和贸易不能正常开展,但渔民、商贾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如买通官方等,以民间走私形式进行贸易。”⑩以泉州为例,如:“晋江塔头乡组有走私机关,其中厦某银行投资50万元,且得有机关中人员之帮助,分设厦门、台湾、獭窟、崇武,有航船20余艘,每小时开一艘。当海关巡船回港添油时,即由某公务员密电通知台湾走私船主即开船,直达塔头乡起卸贮积,由工人零星掮走,运往各乡销售,又据调查,2月份入港有糖500包,每包加重。该公司组织严密,至今尚未失事。”由银行投资,拥有自己的航船,形成了一个可直接销往各乡的销售网络,可见已具有一定规模。

  三是得到台湾商人的介绍保证和台湾当地居民的关照。如惠安崇武渔民有到台湾捕鱼后转售的传统,虽然日本据台统治者规定不许私留鱼和转售,但渔民们凭着与厦门台湾商人(鱼牙行)及台湾当地居民的良好关系,得到介绍、保证和关照,于是每年春夏二季渔汛到来之时,惠安崇武渔民都会结队前往台湾。“他们到了台湾,备受当地人民欢迎,每当端午节后,渔民准备返乡,台湾人民依依不舍,总是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涌聚码头,高唱送别歌曲,歌声婉转,扣人心弦,催人泪下。从1921年至1936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大岞村前往台湾经商的渔船最多时每年就有18艘,占全村大型渔船的十分之一;渔民500余人,占全村劳力的十分之五。当时,崇武流传着一首童稚能唱的歌谣:‘鸡笼打狗(群众称基隆为鸡笼,称高雄为打狗),自家门口;要吃要穿,随时可搞;有情有义,亲人多好。’”

  四是以洋行代理商或日籍商人名义从事商贸。如泉州惠安崇武的瑞裕商行,打出英商洋行代理商的招牌,垄断了惠安县东半部的洋油、洋烛、洋火。有祖籍泉州的台湾茶商在福建采购茶叶,并建精制茶厂,打出台湾公司及日籍牌子,以图获得便利。

  泉州、漳州与台湾贸易,“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日新报》中多有记载,从中可得知:

  “日据”初期泉州与台贸易虽仍然进行,但因税收等原因,己开始遂渐减少。《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5月17日《泉商宴会》载:“艋舺泉商组合,俗名泉郊,当时商务之盛,甲于台北,船舶来往,最为繁盛。”泉州商人曾频繁往来于台北艋舺,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行郊。《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5月23日《古浮船少》载:“台北最初之商业所与对岸航运者,以泉州为盛。故其时市商概况首推泉郊,该地所有公事,义拳抽项捐资,亦赖泉郊,以倡率嗣,因泉州与本岛,货物之交通贸易,得利渐彻。泉郊己退,其船之来往亦即渐少。”文中阐述了泉州商人往日在台北首推第一的繁盛,但今日已不如往日,接着具体举例:“惟泉州海口,有一澳名古浮者,该地居人多待行船为业,其造船本金,尚未故其求利,亦不敢,每载纸簿、线等物,来此易货,岁以常迨。本年来,古浮船之东渡者竟少,莫不谓为增税,所致夫税款,有加以帆船比之轮船固,难免有困难,然亦由该地方产物,来此易货乏利,故此等帆船到港独少耳,若独可以得利增额何碍之有。”文中分析泉州商人来台减少的原因,与台湾增税有关。《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5月12日《濑屈帆船》云:“昨有客来自泉州,谓曩曾有数百只,濑屈船只运赁抵台,其获利正未所量泊乎。海关税增加,则虽百货云集,亦少有利路况,前此并有货可以载归,而今绝无一物对盘,以故该地海少埔贮得数百只,航船俱不敢运货来台。”可见因税收使泉州商人徘徊观望,裹足不前。

  泉州商船往来台湾所载货物主要为两地特产,商人每次均要在台湾滞留一段,其交易有明显的季节性。《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11日《稻江帆影》载:“泉、温、台三州船载来者,日用杂货,如生猪、腌肉、生鸡、鸡蛋诸食品,酒类等项,或磁器,在台卸卖,在台载粉炭、猪牛骨,并内山土产,积载归帆,船有大小不等,船员多少不一,而返往海道,平稳来去颇捷,在台滞留少则半月,多则二十天,此等船艘,入淡水港门,一年之中,盛于夏秋,衰于春冬。今将本年自一月至十二月迄进港船数列下:一月七十二艘,二月四十三艘,三月八十七艘,四月八十九艘,五月九十五艘,六月百二十七艘,七月百九十艘,八月八十一艘,九月六十六艘,十月十九艘,十一月五艘云。”按文中提供,本年一年中的11个月进入淡水港的船只874艘,如按泉州、温州、台州三地的船只平均,泉州于1898年入台北淡水港的船艘近200只。此处仅指泉州商人的帆船,不包括各种商船公司的汽船。

  泉州商船曾造成台湾某些商品价格的浮动。有时泉州商船从台湾载米返闽过多,以致台湾米价下滑。如《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5月15日《米价渐低》载:“台北米价算定实关搬运进出之多少矣。如来温州、福州等处诸帆接续,而至皆有运配米谷,所以台北米价渐次低落,今又若泉州蚶江乡,有十余只帆船,在梧栖、鹿港载米,又经次第前来,则米囗囗囗囗囗而益低矣等。”泉州商船如一两个月不来,台北猪肉定将涨价。如《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0日《猪价复起》云:“台北各处,屠场每日宰猪不少,兹就当地所饲畜,以充台人日食,甚是不敷,唯视泉州、温州诸口岸,陆续运来,方有可应用。若迟一二个月不来,则猪肉渐次昂腾固不待言矣。兹客岁十一二月间,帆船鲜到,猪肉因之而起价,每龙银一圆值买三斤六两而已,及十二月半后,帆船多运猪,入口维持价格渐低,一圆银买至五斤十二两,若二三日前,因运来之猪宰割甚多,未有复傤入口,则市场肉价每一圆银,起至不上五斤,况此际旧历将近年终,正猪肉昂贵,必更甚于从前可知。”由此可见,泉商能否及时供货,已对台北市民生活的产生一定影响。有时泉商因多少价格出售,引发台湾商人的争议。《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4月30日《争沽生事》云:“迩来由清国兴、泉两处,鸡蛋来台销售者,帆船尾接各铺家,商客争趋购买。现闻,基隆有蛋船进港,商家得信,即赶前议价,间有出价太廉,而卯主未遽允之。惟有某甲等三人,凭公平时价,较诸他人稍贵些许,卯主即卸卖之,乃他商等不服,且谓我先于伊到此商议。”

  泉、漳商与台贸易面临诸多风险。一是突至的强风暴雨以致船沉。《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0月8日《人船俱亡》载:“昨有一舟人,自淡水艋舺囗囗囗囗暴风雨,淡水港诸小帆船,甚多罹害,又有过洋帆船一只,约三四百石米量,系泉州祥芝乡,周标官所有囗,此度囗载货回泉州,该船经放出港口,值去月三十日,风雨骤至,两碇皆被风折断,船任漂流,须臾覆沉,其中船伙十一人俱葬鱼腹里,若船身及他货物,一切付诸流水云。”小型帆船,最容易受到风暴的袭击,而泉州商船大多以中、小型的帆船为主,其抗拒风暴的能力有限。《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8月12日《共葬鱼腹》载:“船户蔡沙螺有航船一艘,载得六七百石米,往来福州、泉州、厦门等处,月前从泉州装运货物,来台入淡水口,货已搬起船,尚寄泊候载本岛货物,赴清国贩卖,为日未几,即遇此风暴,飘出淡水港外。”己进港候载的船舶都被刮出港外,可见势单力弱的帆船难以躲避这些凶猛的海上风暴。二是触撞暗礁以致船损。海上触礁已防不胜防,而有时已在海岸边拴好船只,还是难逃此劫。《台湾日日新报》1903年12月2日《清船触矶》载:“上月二十六日,有清国泉州船金兴发号,入基隆港,就该港内三沙湾之海岸,卸碇系留,适遇风波大作,致打触于暗礁,船底遂生破坏,海水因之浸入,颇有危险之迫,是时港内碇泊中诸船,皆走至该处救助,其船长邱日光外十二名,皆得保全生命,其船中积载,猪百二十三头,烟草四十九捆,亦幸得搬运上陆也。”三是以走私禁品之名被查被罚。《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5月14日《行险侥幸》载:“台岛孤悬海外,四面皆有口岸,上陆如基、沪两港,无论装载何物经海关查验,始可放行,若新竹、旧港、宜兰、苏澳等口,巨舰大舶不能直进,只用小汽船,或杉板抑或帆船,但由漳、泉而来者,踵接入港,间有所装犯禁物品,指不胜屈,经小港上陆,实无从稽考。”文中引举有渡台售犯禁物品者,认为危险极大,最终后果不佳。

  泉、漳茶工常季节性经厦渡台谋生。《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5月20日《由厦渡台》载:“今度四月中间,由厦渡台人员,我驻厦领事馆,给付护票者,四百二十名,其他渡台茶工人等,亦有二千三百七十八名,时查淡水、安平两岸,男女上陆果与二千七百九十八人,名实相符,幸无混合情弊,但轮船费赀,每名通盘计之,则有一万一千一百九十二圆焉,而其数不为不多也。”上海《中外日报》1905年5月16日的《实业汇录》专栏“招工赴台做茶”公告中载:“台湾虽产茶,而做茶之人,皆漳、泉等处乡人居住多,每岁二三月往台,八九月回厦,借茶谋终岁衣食者,约二三千人,现在茶市已开,亟需茶工。”将这两种报刊所刊之文互相印证,可知在台做茶者多是漳、泉之人,他们每年二三月经厦来台,八九月经厦返回家乡,一年有二三千人来台。这是一种属于外出劳务,他们做茶所得的工资,可供在家乡一年的生活费用。

  “日据”时期,闽南对台贸易并没有消止,而是在特定环境中形成了有时鲜明、有时模糊的具有时代特征和烙有社会印记的特点。研究这一段历史,对于进一步认识“日据”时期的闽台贸易、对于全面了解“日据”时期的台湾经济,应该是有益的。   

  注释:

  ①[日]吉开右志太著,黄得峰译:《台湾海运史(1895-1937)》,“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9年印行,第220页。

  ②参见陈小冲:《试论“日据”时期的台海两岸交通》,《海峡交通史论丛》,海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③[日]松浦章著,卞凤奎译:《日治时期台湾海运发展史》,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99-103页。

  ④《台湾水果占据厦门市场》,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566-567页。

  ⑤林满红:《四百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史》,《八十七年冬季台湾史迹研习会讲义汇编》,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98年版,第218-219页。

  ⑥《泉台贸易概况》,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554页。

  ⑦卢国能编著:《漳台经贸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194页。

  ⑧《龙台航运与贸易》,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557-558页。

  ⑨《龙台航运与贸易》,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557页。

  ⑩《惠台贸易概况》,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泉台贸易概况》,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

  《惠台贸易概况》,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559-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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